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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http://jsis.artsci.Washington.edu /programs/is/toanewis.html)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http://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

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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