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nb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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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
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nb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