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sp;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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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
)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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