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代理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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