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nbs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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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
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nbs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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