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p;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主权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注释：
　　(53)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  Review,11(1).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