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1901年至1902年，严译《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书中穿插大量按语，广泛反映了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严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论文，针对清末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如果说《原富》按语是在译书过程中有感而发，那么这些论文就是很有深度的专题研究。由于本人先前发表的论文对于《原富》按语中的经济思想已有较多论述，因此本文只讨论《原富》以外的文章中的经济思想，时间范围为1901年至1910年。
　　　　　　一、引进外资，筑路开矿
　　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13）。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2]（P109）。
　　（12）矿政从宽。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2]（P109、P110、P114）。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2]（P110）。
　　由上可见，严复关于路矿的思考相当全面。问题在于，清末中国究竟可不可以引进外资？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作出了回答。他说，有些人过份强调自力更生，认为“路矿之事，必吾（中国）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这种主张固然很好，实际上却做不到。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自办路矿需时太久，50年内不会有多大进展。“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如南非的特兰斯哇尔、南洋的菲律宾、中国的辽沈地区，即使想要自办路矿也已经来不及了。（2）中国商民缺乏足够的资本。（3）中国路矿实行官督商办，官督者不懂业务，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财”，供他们挥霍。（4）即使民间有人能把路矿办起来，各级官员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1]（P149-150）。
　　这样看来，严复并不反对路矿自办，只是考虑到清末中国困难重重，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为最佳方案。针对国人有关“利源外溢”的担忧，严复又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劝导：“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地租），人工禀其庸钱（工资），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利润）。是三者，中国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资）则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润）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1]（P105）
　　严复认为，在引进外资以后，外国人得到的仅仅是路矿赢利的一部分。至于地租和工资，以及利润的另一部分，均归中国人所有。可见引进外资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更何况在铁路建成后，还会有往来方便、百货流通、地产增值、人民开化等等间接之利，那么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严复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

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3]（P141）至于解决办法，此文说得很容易：“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3]（P141）
　　但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其所谓弊病比较含糊。大意说，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外国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1]（P150-151）。解决办法有两条：（1）依照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生于华土者为土人”，亦即规定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婴儿必须加入中国籍。（2）取消治外法权：“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1]（P151）
　　由上可见，两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决办法，都是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因而都不全面。当他为张翼（燕谋）起草奏稿时，可能对开平矿案已经有所了解，所述两条弊病就比较中肯。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为张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决办法说得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