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体系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政治效应
已很难能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发展的现实和趋势。”(注:王学玉:“ 从国际化到全球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8期。)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突现 了个体外交能力,拓宽了外交空间。所以,外交政策的评价不应仅仅根据其对各个主权 国家的成效,而且要根据它对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后果来衡量。
四、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根本挑战
如前所述,联合国很早就承认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方面作出 了重要贡献:非政府组织通过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行动计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吸引 人们对联合国议题的关注;就特定问题以及联合国的目的与活动进行信息传播和公众舆 论动员;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比联合国机构更有效率、更加有力地完成了联合国的某些 传统任务,如提供人道救援,满足社会和发展的需要,救灾等。(注:George J.Denko and William B.Wood,Reordering the World: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Twenty-first Century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5.)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联合国发起召开了一系列全球性会议,议题涉及粮食供应、人口、沙漠化、水资源、 军控、妇女和环境等问题。召开这类全球性会议的意义在于教育和鼓励各国人民、非政 府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特别是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为此,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建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加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争取它们的支持与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多,其参与国 际政治的频率和范围也急剧扩大。但总体上,非政府组织的规模都很小,其掌握的资源 较之最弱小的国家还要贫乏。据统计,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预算年均不到100万美元,平 均10名专业工作人员;相比之下,政府间组织资金预算年均1000万美元,平均有200名 专职人员。(注:Theodore A.Couloumbis and James H.Wolfe,Intruduction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New Jersey:1990),p.270.)这无疑严重 制约着非政府组织的全球治理能力。
非政府组织虽然可以不受国家政治的控制而自由地运作,但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政治的 参与完全依靠公众舆论和说服力量。此外,非政府组织毕竟是由私人组成的,这些人虽 然是来自宗教界、科学界、文化界、慈善界、技术行业和经济行业的精英分子,但他们 不能直接参与和指导政府的活动。不仅如此,某些强权政府几乎总是无视非政府组织的 压力,甚至不惜冒着遭受国际、国内损失的风险,动用国家权势来弱化或者消除某些非 政府人权组织。
非政府组织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适应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联合国。(注:Karen A.Mingst and Margaret P.Karens,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o
尽管非政府组织有着如此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但在国际政治中,它仍未摆脱边缘 化的地位。这是因为国际政治的本质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惟有国家具有强制性权 势地位;非政治组织对国际政治的参与也主要局限于联合国体系之下,其所获得的地位 也仅仅是向联合国提供咨询;作为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相当贫弱,其创 造力还相当有限,因而无法得到普遍关注和应有的重视。
《联合国体系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政治效应(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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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根本挑战
如前所述,联合国很早就承认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方面作出 了重要贡献:非政府组织通过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行动计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吸引 人们对联合国议题的关注;就特定问题以及联合国的目的与活动进行信息传播和公众舆 论动员;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比联合国机构更有效率、更加有力地完成了联合国的某些 传统任务,如提供人道救援,满足社会和发展的需要,救灾等。(注:George J.Denko and William B.Wood,Reordering the World: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Twenty-first Century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5.)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联合国发起召开了一系列全球性会议,议题涉及粮食供应、人口、沙漠化、水资源、 军控、妇女和环境等问题。召开这类全球性会议的意义在于教育和鼓励各国人民、非政 府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特别是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为此,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建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加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争取它们的支持与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多,其参与国 际政治的频率和范围也急剧扩大。但总体上,非政府组织的规模都很小,其掌握的资源 较之最弱小的国家还要贫乏。据统计,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预算年均不到100万美元,平 均10名专业工作人员;相比之下,政府间组织资金预算年均1000万美元,平均有200名 专职人员。(注:Theodore A.Couloumbis and James H.Wolfe,Intruduction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New Jersey:1990),p.270.)这无疑严重 制约着非政府组织的全球治理能力。
非政府组织虽然可以不受国家政治的控制而自由地运作,但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政治的 参与完全依靠公众舆论和说服力量。此外,非政府组织毕竟是由私人组成的,这些人虽 然是来自宗教界、科学界、文化界、慈善界、技术行业和经济行业的精英分子,但他们 不能直接参与和指导政府的活动。不仅如此,某些强权政府几乎总是无视非政府组织的 压力,甚至不惜冒着遭受国际、国内损失的风险,动用国家权势来弱化或者消除某些非 政府人权组织。
非政府组织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适应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联合国。(注:Karen A.Mingst and Margaret P.Karens,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o
st-Cold War Era,p.12.)在联合国体系中,非政府组织的被动状态仍没有改变,尤其是“咨询地位 ”给它们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在已经获得和尚未获得这一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出现 歧视情况;由于政府间组织握有赋予(或撤销)这种‘咨询地位’之权,增加了非政府组 织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依赖。同时,它们也受到攻击,说它们不过是前者的‘传声筒’ 。人们对某些非政府组织产生怀疑,为什么它们要争取这‘咨询地位’,它们究竟想要 得到什么?”(注:[比]保罗·吉尔斯:《国际市民社会——国际体系中的非政府组织》 [J],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13(2)。转引自叶宗奎、王杏芳主编:《国际组 织概论》,第53页。)如果非政府组织要求更大的正式地位,这就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 ,即把主权从国家让渡给“人民”——非政府组织就是“人民”的代表,而这是一个政 治上极其困难也极其敏感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联合国宪章所不允许的。
尽管非政府组织有着如此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但在国际政治中,它仍未摆脱边缘 化的地位。这是因为国际政治的本质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惟有国家具有强制性权 势地位;非政治组织对国际政治的参与也主要局限于联合国体系之下,其所获得的地位 也仅仅是向联合国提供咨询;作为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相当贫弱,其创 造力还相当有限,因而无法得到普遍关注和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