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
artment of State,2 August 1993.转引自CarlConetta,“America's New Deal with Europe:NATO Primacy and Double Expansion” ,
http://wwwc.cc.Columbia.edu.)
冷战结束后，北约立即进行了战略审查，并于1992年6月奥斯陆外长会议上第一次决定 参与域外维和。会议明确规定，北约将“在个案审查的基础上，支持欧安会发起的维和 行动，包括使用联盟的资源和技术。”(注：NATO,Final Communique (MinisterialMeeting),Oslo,4 June 1992,sect.11.)1992年底，北约在实际参与联合国授权的在波 黑的一系列维和行动中，又发展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展开维和行动的安排。到 1993年中，“危机处理，以及在地区冲突中维和与创造和平，已成了联盟新的核心任务 。”(注：北约秘书长政治事务助理John Kriendler,“NATO's Changing Role—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Peacekeeping”,NATO Review,No.3,June 1993, pp.16-21.)1995年底，北约已接替联合国全面承担了在波黑的维和使命。1999年北约战 略概念文件明确规定，在继续保留成员国追求共同安全与互助合作外，“北约将寻求在 其他组织合作的情况下预防冲突，一旦危机爆发，将在与国际法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对危 机的有效处理做出贡献，对非第五条的危机做出反应”，(注：NATO,“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Washington,1999,Para.31.)“支持个案基础上的、与其自身程 序相一致的、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或者是欧安组织下的维和与其他行动”。(注：Ibi d.,Para.31.)至此，危机处理与集体防御成为北约的两大使命，也即“第五条”和“非 第五条”使命。
北约战略调整在1999年刚刚告一段落，2001年的“9·11”事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9·11”事件使美国和北约领导人对威胁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强调威胁的分 散化和不确定性，转而强调反恐与防扩散作为北约的核心议题。“9·11”后，北约秘 书长一再强调，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成为“确保供应不断的不稳 定”(Guaranteed supply chain of instability)来源，而且这些威胁主要表现为一种 功能性特点，不再表现为地域性特点，因而讨论北约是在域内还是域外行动已经没有任 何意义。(注：“NATO:A Vision for 2012”,Speech by NATO Secretary-GeneralLord Robertson,at the Conference“Prague 2002:Challenge and Change for NATO ”,Brussels,3 October 2002,
http://www.nato.int.)美国要求北约跟随美国的反恐战 略变化做出新的相应调整。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以一种要挟的口吻 指出，北约能否“重新像冷战时期一样成为大西洋联盟成员集体防御的中心保障”，还 要看欧洲盟国是否愿意并具备能力反恐。布拉格北约峰会基本上解决了将反恐作为北约 “新使命”的问题，并决定建立一支2.1万人的、可在一周到一月之内部署的北约快反 部队(NATO Response Force,NRF
为了适应新的“非第五条”任务，北约对军事指挥系统和力量系统一直在进行调整改 造，以便增加灵活性。对联盟力量的要求，强调“足够”、“有效卷入能力”、“可部 署性和灵活性”、“存活能力和坚持能力”，以及多国共同行动的“可协调性”。通过 多国联合特谴部队(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s,CJTF)和“防务能力行动”(Defense Capabilities Initiative,DCI)计划和建立新的“快反部队”，组建更加灵活机动和有 效的危机处理和反恐力量，推动缩小盟国间技术和能力差距。在指挥系统领域，北约从 90年代的精简机构已发展到“9·11”后强调取代按地域划分的指挥系统，改为按职能 设置指挥系统。
从北约十多年的适应性改造中，可以看到北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北约依然 是一个拥有集体防御条款的军事联盟组织，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侵略都将遭受全体 成员国的反击，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也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北约的“第五条 ”使命实际上因没有入侵危险而不得不束之高阁。第二，北约政治功能空前加强，通过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地中海对话计划、东南欧稳定计划等，它正将触角伸展到前苏联、 中亚、北非等地，一个多种形式的泛欧合作安全网络正在依托北约建设起来。第三，北 约军事战略一直在不断发生深刻变革，力量建设及指挥系统都在朝着危机处理方向转化 ，“9·11”后更是围绕着反恐战略及其相应能力建设转变。突破区域限制并依据任务 灵活组建临时联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反恐斗争，正在成为北约军事战略调整的新方向 。
三、美、欧、俄关系互动中的北约
北约冷战后的适应性改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北约的政治与 军事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作为欧洲政治统一的工具，北约要融合前苏联和中东 欧国家。但是，随着联盟越变越大，其磋商过程也就变得越来越长，决策机制越来越复 杂，从而越来越不适应冷战后处理各种危机和反恐行动对快速反应的要求。联盟作为欧 洲统一的工具与作为具有行动能力的军事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协调的矛盾。
第二，冷战后北约军事战略迅速转变，但大多数欧洲盟国的防务建设跟不上北约战略 的变化。欧洲长期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冷战后又忙于经济货币联盟建设，国防投入严 重不足，2001年美国一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所有欧洲盟国总数的1.85倍。这种情况造成 美欧之间严重的能力差距，而能力差距又导致盟国间协同作战困难，带来费用分摊问题 上的争执，并最终影响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其他方面。
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北约带来了新的危机。从美国的角度说，反恐的艰巨任务越来越需 要北约，但北约却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得心应手。这有可能促使美国把北约只看成政治工 具，而在军事上通过强调组建临时联盟而忽视北约整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在美国官 员的言辞中体现出来。从欧洲的角度看，它一方面担心美国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 做法，将北约作为一个单纯 《北约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0620.html
http://wwwc.cc.Columbia.edu.)
冷战结束后，北约立即进行了战略审查，并于1992年6月奥斯陆外长会议上第一次决定 参与域外维和。会议明确规定，北约将“在个案审查的基础上，支持欧安会发起的维和 行动，包括使用联盟的资源和技术。”(注：NATO,Final Communique (MinisterialMeeting),Oslo,4 June 1992,sect.11.)1992年底，北约在实际参与联合国授权的在波 黑的一系列维和行动中，又发展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展开维和行动的安排。到 1993年中，“危机处理，以及在地区冲突中维和与创造和平，已成了联盟新的核心任务 。”(注：北约秘书长政治事务助理John Kriendler,“NATO's Changing Role—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Peacekeeping”,NATO Review,No.3,June 1993, pp.16-21.)1995年底，北约已接替联合国全面承担了在波黑的维和使命。1999年北约战 略概念文件明确规定，在继续保留成员国追求共同安全与互助合作外，“北约将寻求在 其他组织合作的情况下预防冲突，一旦危机爆发，将在与国际法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对危 机的有效处理做出贡献，对非第五条的危机做出反应”，(注：NATO,“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Washington,1999,Para.31.)“支持个案基础上的、与其自身程 序相一致的、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或者是欧安组织下的维和与其他行动”。(注：Ibi d.,Para.31.)至此，危机处理与集体防御成为北约的两大使命，也即“第五条”和“非 第五条”使命。
北约战略调整在1999年刚刚告一段落，2001年的“9·11”事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9·11”事件使美国和北约领导人对威胁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强调威胁的分 散化和不确定性，转而强调反恐与防扩散作为北约的核心议题。“9·11”后，北约秘 书长一再强调，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成为“确保供应不断的不稳 定”(Guaranteed supply chain of instability)来源，而且这些威胁主要表现为一种 功能性特点，不再表现为地域性特点，因而讨论北约是在域内还是域外行动已经没有任 何意义。(注：“NATO:A Vision for 2012”,Speech by NATO Secretary-GeneralLord Robertson,at the Conference“Prague 2002:Challenge and Change for NATO ”,Brussels,3 October 2002,
http://www.nato.int.)美国要求北约跟随美国的反恐战 略变化做出新的相应调整。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以一种要挟的口吻 指出，北约能否“重新像冷战时期一样成为大西洋联盟成员集体防御的中心保障”，还 要看欧洲盟国是否愿意并具备能力反恐。布拉格北约峰会基本上解决了将反恐作为北约 “新使命”的问题，并决定建立一支2.1万人的、可在一周到一月之内部署的北约快反 部队(NATO Response Force,NRF
)。可以说，美国在“9·11”后进一步推动北约实施了 突破地域和授权限制、以新的反恐为核心使命的变革。
为了适应新的“非第五条”任务，北约对军事指挥系统和力量系统一直在进行调整改 造，以便增加灵活性。对联盟力量的要求，强调“足够”、“有效卷入能力”、“可部 署性和灵活性”、“存活能力和坚持能力”，以及多国共同行动的“可协调性”。通过 多国联合特谴部队(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s,CJTF)和“防务能力行动”(Defense Capabilities Initiative,DCI)计划和建立新的“快反部队”，组建更加灵活机动和有 效的危机处理和反恐力量，推动缩小盟国间技术和能力差距。在指挥系统领域，北约从 90年代的精简机构已发展到“9·11”后强调取代按地域划分的指挥系统，改为按职能 设置指挥系统。
从北约十多年的适应性改造中，可以看到北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北约依然 是一个拥有集体防御条款的军事联盟组织，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侵略都将遭受全体 成员国的反击，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也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北约的“第五条 ”使命实际上因没有入侵危险而不得不束之高阁。第二，北约政治功能空前加强，通过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地中海对话计划、东南欧稳定计划等，它正将触角伸展到前苏联、 中亚、北非等地，一个多种形式的泛欧合作安全网络正在依托北约建设起来。第三，北 约军事战略一直在不断发生深刻变革，力量建设及指挥系统都在朝着危机处理方向转化 ，“9·11”后更是围绕着反恐战略及其相应能力建设转变。突破区域限制并依据任务 灵活组建临时联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反恐斗争，正在成为北约军事战略调整的新方向 。
三、美、欧、俄关系互动中的北约
北约冷战后的适应性改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北约的政治与 军事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作为欧洲政治统一的工具，北约要融合前苏联和中东 欧国家。但是，随着联盟越变越大，其磋商过程也就变得越来越长，决策机制越来越复 杂，从而越来越不适应冷战后处理各种危机和反恐行动对快速反应的要求。联盟作为欧 洲统一的工具与作为具有行动能力的军事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协调的矛盾。
第二，冷战后北约军事战略迅速转变，但大多数欧洲盟国的防务建设跟不上北约战略 的变化。欧洲长期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冷战后又忙于经济货币联盟建设，国防投入严 重不足，2001年美国一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所有欧洲盟国总数的1.85倍。这种情况造成 美欧之间严重的能力差距，而能力差距又导致盟国间协同作战困难，带来费用分摊问题 上的争执，并最终影响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其他方面。
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北约带来了新的危机。从美国的角度说，反恐的艰巨任务越来越需 要北约，但北约却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得心应手。这有可能促使美国把北约只看成政治工 具，而在军事上通过强调组建临时联盟而忽视北约整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在美国官 员的言辞中体现出来。从欧洲的角度看，它一方面担心美国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 做法，将北约作为一个单纯 《北约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