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南北问题的新变化

还尖锐指出，我们过去是殖民　地，近几年来才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所谓的“增长趋势论”就是不让我们发展。
　　2000年11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又一轮国际气候谈判缔结方会议上，美国、日本、加　拿大等少数北方国家执意推销所谓的“抵消排放”和“换取排放”方案。它们不想真正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是打算以现有植被或新植被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抵消本国的超　标排放。这种不诚意的承诺使南方国家无法接受。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指责这是一种“　环境帝国主义行为”。2001年3月，美国以条约未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而损害了美国的　利益为借口，拒签《京都协议书》，实际上否定了上届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放弃了　在减少全球温室效应方面应尽的责任。2002年8月，美国拒绝出席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　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地球峰会”，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会议最后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宣　言》中虽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所谓人　权、国内“良治善政”等方面的要求。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应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的应是北方国家，它们过去　的发展已经欠下了巨大的生态债务，现在北方国家依然是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和污染的主　要排放者，占全球人口14.6%的发达国家占全球能源消耗的70%以上，其二氧化碳排放占　全球排放总量的2/3以上。近几年来，一些北方国家竟然把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　国家，把有毒的废料，包括核废料，倾倒在穷国土地上。然而，正是这些发达国家和它　们的领导人，现在又纷纷以“地球卫士”、“生态警察”自居，把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　责任推到落后国家身上。更有甚者，它们还把环境问题当作干涉他国冠冕堂皇的工具，　有的将执行其环保标准和政策作为给予优惠待遇、投资和援助的前提，有的提出他们有　权监督别国的资源开发。这种打环保之名行干涉之实的做法被称为“环境殖民主义”。　[4]个别国家还扬言要对一些南方国家实行“制裁”。北方国家的恶劣态度是至今南北　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没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总之，南北双方在环保方面有较大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已远远超出了环保问题本身，　涉及到了国家的切身政治利益和长远发展大计，因此短期内很难弥合。
　　三、反恐问题成为当前南北争议的新问题恐怖主义由来已久，种类众多，分布广泛，　国际政治中到处可以找到恐怖主义肆虐的痕迹，它本来和南北关系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世界上1000多个恐怖主义组织中，既有南方国家的，也有北方国家的；在发生的数以万　计的恐怖主义事件中，既有针对北方国家的，也有针对南方国家的，也有针对国内某种　势力的。但90年代后10余年来，南方国家的恐怖组织发动的针对北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　恐怖主义行动越来越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　案；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1998年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被炸；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近几年发生的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大宗恐怖案件表明，美国　已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集中目标。据统计，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约占90年代恐怖事件的　37%。[5]这与90年代后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失衡、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密切联系。一　些南方局部地区冲突加剧，民族、种族、宗教矛盾上升，经济崩溃、生存无望，而美国　作为冷战的大赢家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非但自私傲慢，凌驾于人，反而对这些民族　和地区百般羞辱和践踏，使恐怖主义分子认为美国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希望和信仰。
　　“9·11”事件后，美国把反对恐怖主义上升为对外政策乃至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台了　一系列反恐、打恐的政策和措施。2001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中说，美国在最近的　将来不会面对一个可与美国相匹敌的竞争者，美防务的着眼点应从对付特定国家转到特　定行为，在较长时期内恐怖主义是其主要现实威胁。其盟国也对此持普遍认同态度，美　国以此为基础积极构建一个由它主导的国际反恐安全体系。在2002年度的《国情咨文》　中，布什抛出“邪恶轴心论”，将长期的眼中钉伊拉克、伊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　并积极准备打击伊拉克，公开宣称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时，美国还先后出兵菲律宾、　格鲁吉亚、也门等国，帮助其政府清剿恐怖分子。接着布什又提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要　采取“先发制人”战略，视进攻当作是最好的防御，把恐怖主义扼杀在襁褓中，防患于　未然。美国的这一系列做法，无不是以美国等北方国家的利益为中心，企图通过拉拢、　分化一部分南方国家，孤立、打击另一部分南方国家来实现的。然而，即使是配合美国　参与反恐的南方国家，它们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看法也与美国大相径庭，南方国　家的反恐观和美国为代表的打恐观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
　　(一)在对恐怖主义的认定问题上。南方国家强调对恐怖主义的界定要明确，标准要统　一，不能把恐怖主义与某一特定民族、宗教或个别国家相提并论，不能有倾向性，也不　能只把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行为才定义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公害　早已有之，但美国一直对此采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超然态度，甚至还有扶植恐怖主　义之嫌。“9·11”事件才燃起美国对恐怖主义仇恨的火焰，小布什声称此种攻击是对　美国公然发动的战争，美国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缉拿元凶。这与其说是对恐怖主义　的切齿仇恨，不如说是对“太岁头上动土”这种冒犯行为的本能愤怒。其他西方国家也　同仇敌忾，一致要求严惩恐怖主义，杀一儆百，永绝后患。这就注定了西方国家反恐不　注重客观标准，而是凭借其庞大的军事机器，按强力方式解决问题。美国甚至提出以反　恐划线，非友即敌，不容争辩，胁迫南方国家跟着它反恐。
　　(二)在反恐方法机制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反恐，重在铲除滋生　恐怖主义的根源，强调反恐不是战争，军事打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仇恨、　伤害无辜、恶化经济。北方国家则偏重于打恐，依靠军事优势摧毁恐怖力量和其赖以生　存的外部环境。美国强调要“先发制人”地打，布什在2002年6月的西点军校讲话中说　：“反恐怖战争不能靠防御来打赢。我们必须向敌人主动出击，挫败他们的计划，

在最　严重的威胁出现前就给予迎头痛击……”[6]另一方面，南方国家强调反恐行动要纳入　联合国的框架内，不能由某一个国家说了算，应遵循“多边主义”的精神。北方国家则　认为，恐怖主义是在向整个自由世界宣战，它们有采取行动对付与恐怖主义有牵连国家　的自由，无须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如果说需要领导机制的话，北约比联合国更为合适。　“9·11”事件刚一发生，北约就引用了《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把恐怖主义对美国的　攻击看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之后，北约成员国派兵直接参与了美国的军事行动。　美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成员卢格撰文说，“我们为赢得这场战争而进行的合作也是前所未　有的”，他建议北约应在反恐中发挥领导作用。[7]
　　(三)在打恐范围问题上。南方国家认为即便要打恐，也要慎重行事，应以事实为基础　，有理有据，师出有名，不能任意绘制黑名单、扩大反恐范围。但反恐战进行到现在已　经走样，打击对象从最初的拉登集团到恐怖分子“庇护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国”，到美国仇视的“邪恶轴心国”，以及美国认为对它有威胁的国家(如中国)，还把　古巴、苏丹、利比亚等宿敌都统统登记在册。这使不少本已小心翼翼陪美反恐的南方国　家也在劫难逃。古巴在“9·11”事件后就发表了谴责恐怖主义的声明，并表示愿向美　国提供所有可能需要的帮助。但美国还是认定古巴与恐怖国家有染，明确把古巴列为“　邪恶轴心国”。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还无端指责古巴正在利用其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基因　工程中心研制和扩散生物武器。[8]南方国家认为，美国扯起反恐大旗，不断进行反恐　扩大化和反恐升级，实为借机排除异已，清算旧账。美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一　些南方国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冠之以“邪恶”之名。南方国家对此不能苟同，伊斯兰　国家对此尤为反感。
　　(四)在恐怖主义根源和出路问题上。南方国家认为，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强权　政治、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南北差距极端悬殊、个别南方国家发展失败、冲突频繁。　而北方国家长期在世界各地推行的霸权做法、特别是偏颇的中东政策是导致“9·11”　事件的主要原因。因此根除恐怖主义必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只有铲除

《90年代后南北问题的新变化(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