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南北问题的新变化

东西南北问题是当今世界两大基本问题，体现了世界的两大主题。90年代后，东西矛　盾大大缓和，南北矛盾越来越超越东西矛盾，上升为全球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在20世　纪80年代曾对全球问题进行过高度概括：“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　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现在看来，东西问题，即　事关世界和平的政治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推动越来越朝着经济解决的方向发展，而南北　问题，即发展问题却越来越增添了很多非经济的色彩，似乎政治化的倾向日渐浓厚。南　北矛盾已经越出一般的经济问题，在人权、环保、反恐、文化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很多新　的表现形态，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
　　一、人权问题成为南北斗争的核心
　　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人权领域内的国际斗争已由东、西方之间的对抗，转为了南　北对抗。冷战结束被西方国家普遍称作是“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胜利　，但这一胜利并没有终止国际上关于人权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西方发达国家以“终结　者”和“胜利者”的姿态将人权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并声称，人权的意义　“从来没有像冷战结束后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如此清晰和强烈”。[2]对人权的关注　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在1999年的“人权报告导言”中，美国提出“当前　正在出现许多由公私双方行为者共同编织而成的跨国人权网，这是一种未受人们注意的　第三种全球化”，“作为促进世界各地民主和人权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在建立跨国人权　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北方国家是高度统一的，欧盟委　员长主席普罗迪2002年5月初在欧美峰会上坦陈，“我们有时有分歧，但我们真正地具　有相同的深刻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战略。”美国“9·11”遭袭后，北方国家一致宣称恐　怖主义炸毁世贸大楼就等于向整个西方文明宣战。就连常与美国发生龃龉的法国，在捍　卫西方人权和价值观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也决不含糊。法国政府一向坚持，“　推进和执行人权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在任何情况下，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应　受到谴责和被尽快消灭”。[3](P460)
　　一方面，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大打“人权牌”，试图突破南方国家主权防线，　植入西方人权观念。“新干涉主义”理论即是一例，他们明确鼓吹“人权高于主权”、　“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声称人权优越于主权，主权应让位于人权，国际人　权保障的未来道路就是建立人权的“全球管制”机制。其目的显然是要把美国等北方国　家的人权标准和观念强加给南方发展中国家，借此侵犯南方国家的主权，使它们成为北　方国家的“管制”对象，沦为丧失主权、听命于霸权的附庸。美国等国对科索沃“人道　主义干涉”就是将这种理念付诸实现的产物。它们对科索沃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　，彻底摧毁了南联盟，使它的经济倒退了30年，并引发了更加深刻的民族矛盾、腐败犯　罪和国际孤立。南联盟崩溃后，美国又与新政权进行交易：新政权交人，西方出钱。但　米洛舍维奇被抓后，西方的援助并未如期而至，反而引发种种政治矛盾。如今的科索沃　已经成为贩毒、卖淫、犯罪的中心，难民成堆，劫持不断，民不聊生。北方国家究竟是　消除了人道主义灾难还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是维护了人权还是侵害了人权?
　　另一方面，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诱压结合，以援助为诱饵、以人权为借口，对　南方国家采取威胁、干涉、制裁等多种方式迫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美国政府把人权与贸易、投资、援助、最惠国待遇等问题挂起钩来，动辄要　挟南方国家接受它提出的附加条件。如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　，强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在劳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答应美国开　列的条件，以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来主导东盟区域论坛。以至于酿成了一场西方文明与　“亚洲模式”之间的争执和冲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抵制西雅图会议；新加坡不顾　克林顿的请求，鞭笞破坏公物的美国少年；印尼谴责美国插手东帝汶问题；东盟国家一　致反对美国在人权、劳工权利以及缅甸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欧共体从1992年起，在与安　第斯山条约国、巴西、波罗的海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议中都把人权原则作为主要内容　，一改过去“不问人权”的状态。加拿大也把受援国的人权表现作为其双边援助的条件　，为此冷战后减少、终止、审查或改变了对秘鲁、扎伊尔、海地、印尼和肯尼亚的援助　。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世界银行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政治和人道　主义方面的授权，但它的活动也常常与人权有关，它曾因扎伊尔、肯尼亚的人权状况而　减少援助、终止贷款，也曾因敦促委内瑞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摩尔多瓦的司法、　金融改革而专门设立贷款项目。
　　北方国家还充分利用人权会议和文件，对南方国家攻击斥责。冷战后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俨然成了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围攻批斗会。北方国家每年都给南方国家罗织罪名，　炮制黑名单。在1999年的人权报告中，美国居然一口气列举了180个国家“侵犯人权”　的记录，其中针对中国的内容就有110页之多。2000年美国更是煞费苦心地逐个点评了1　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指责中国取缔“FLG”，“压制”西藏佛教；指责黎巴嫩　抵抗组织的反以斗争是“敌对的恐怖主义”行动；指责印尼“镇压”东帝汶独立；指责　委内瑞拉的人权状况欠佳；更有甚者，从1990年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发难，　先后抛出了10多个反华议案，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南方国家也相应地联合起来，在　2001年把美国在人权委员会的代表改选下台，也一度挫败了西方国家制裁古巴的新一轮　图谋。难怪北方国家称南方国家在人权会议上的表现不啻为向北方国家的“轻机枪”扫　射。
　　可见，冷战后人权问题成了南北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政治倾向　、经济援助、军事行动、外交政策无不与人权问题相联系，极力宣扬片面的人权观，无　视南方国家的具体情况。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尖锐地指出，“当一个贫穷国家正在为衣　食挣扎时，你却同它大谈保护罪犯的权利”，保护那些“破坏政治秩序的异议分子的权　利”。这种用心丝毫无助于解决南方国家的实际问题，反而使南北双方在人权分歧越来　越大。发达国家应当以实际行动消除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现象，消除制约发展中国　家的各种不利因素，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环保问题成为协调南北立场的难点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国际社会对环保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环保问题已纳入　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国际合作等领域，并越来越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安全问题，成为国　际关系的重要主题。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始于上个世纪后半叶。1972年6月，在斯德哥　尔摩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呼吁各国都来重视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然而　，“环境外交”、“环保大战”的展开则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国际现象。环保问题　有越来越政治化的倾向，这是因为环境的保护治理涉及国家切身利益、政策制订、技术　转让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在冷战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尤其是围绕着　环保的国家主权、未来发展、所负责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分歧　在9

0年代后日益尖锐。
　　在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施加了巨大　的环保压力。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　消耗、破坏了环境资源，应负主要责任，它们有资金、技术和人才能力，应承担起保护　环境、援助发展的责任；南方国家由于贫困、资金、技术能力的缺乏，优先需要的是发　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南北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　论，会议无果而终。
　　在1997年“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大会上，南北双方更是唇枪舌剑，互不　相让，发达国家宣称，自1988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增长率越来越高，而发达国家　的增幅越来越小，根据这一“趋势”预计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将超过”发达　国家总量。因此要从长计议，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南方国家则认为，环境问题应该同　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贫困是造成南方国家环境恶化和妨碍它们保护治理的主要原因　。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有些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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