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本体的澄明之境 ——浅析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思维方法
【 正 文 】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讲姓“社”姓“资”，否则，就无所谓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不能事事处处都问姓“资”姓“社”，否则，我们将会游离于当代世界文明之外。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是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笔者以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悬设”，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本体。社会主义模式、道路、体制可以多种多样，并随着世界格局和各国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这种本质性价值悬设则是不变的，否则就谈不上搞社会主义。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从复杂的社会主义问题中抽取出来，并作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定位，其中体现着他思考这一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我们也只有从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来理解这一问题，社会主义本质论这一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才能获得澄明之境；我们才由此获得创造性实践的高度自由。
社会主义本体的澄明之境Ⅰ：本质与特征
澄明社会主义本体，首先要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征。
就历史逻辑而言，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因而，社会主义理想是一个先期给定的前提条件。邓小平何以要从社会主义中分离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呢？
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从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分离出来。他们当时理论活动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未来社会，取代已是劣迹斑斑、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按照他们所受的黑格尔哲学“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思维习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反面勾画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拙作《理论思维行程对实践行程的张力优势》，载《江海学刊》，1996（4）。 ）以这些特征来保证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这些特征主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赤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总的说来基本上都是“按图施工”。其中也有创造，但只能算是“施工性创造”，还构不上“文本性创造”。当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时，尤其是后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时，他们仍没有反思社会主义本身，因此错过了不少发展机遇。邓小平复出后，看到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是贫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有数十年的建设历史，按说，虽然底子薄，但也总不该是差距拉大的贫穷，这可是20世纪末的贫穷、高技术条件下的贫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代的贫穷，因而也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贫穷。
社会主义的这种现状迫使邓小平思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何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伦理要求使然，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能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摆脱资本属性，获得更大的社会发展空间，从而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可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出现了强烈反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表现出来。
原因何在呢？从逻辑上说，无非有三：第一，社会主义本身就没有优越性，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不可能出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第二，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只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出了偏差，所以才没显示出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来。第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正确，而我们的实践出了问题。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未怀疑过。看了我们的实践，坚持了公有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特征是一致的。但就是没有发挥出优点来。于是，问题就集中在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否抓住了本质。1980年4月，他在要求人们解放思想时第一次提出， “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因为有一条他十分清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12页。）显然，解放思想不是从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而是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从习惯的做法中解放出来。1985年4月15日， 他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他还认为，“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页。）。
究竟什么地方不清楚？很显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都实现了。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者再清楚不过了。谁能说这样做不是搞社会主义呢！可就是没表现出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来。邓小平经过仔细辨析发现，过去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上述特征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否则，不可能不显示出社会主义胜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问题就出在社会主义者们只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未追问其“本质”，于是把特征当成本质。在特征上，社会主义似乎越来越“纯”，越来越“高”，实质上反而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模糊了，甚至忘记了。于是，邓小平反问：我们所实行的一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其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些追问，终于使他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上切入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我曾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目的性社会主义”。（注：参见拙文《邓小平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心路逻辑》，载《南京社会科学》，1998（6）。）
社会主义本体的澄明之境Ⅱ：目的和手段
要使社会主义本体在人们的视域达到澄明之境，还要分析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目的和手段。
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动态过程看，目的和手段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都有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直接目的”（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法制国家等）、“阶段性目的”（如实现现代化建设中的每一步目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工具性手段；一种是方法性手段，如政策、策略、措施、途径等，目的和手段是相对而言的，对实践主体而言，当他把建立某种手段当作目的，这种手段本身就是他的目的。就像车对社会而言是交通运输工具，是手段，但对于它的制造者而言，它本身就成了目的。但这种目的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受更高级的目的制约，为这一更高的目的服务。忘记这一点，制造者就会“闭门造车”，制成后也可能不合功用而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的价值期待。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之间也是如此，目的存在着高低不同的链条，具体目的、眼前目的、非根本目的总要服从最终目的、长远目的和根本目
在这两个基本要素中，首先是手段服从并服务于目的，作为这一关系的延伸，眼前目的服从长远目的，因为如上所述，眼前目的相对于长远目的而言是长远目的实现的手段和环节。一般说来，手段首先是为一定的目的而设计、选择、创造并被用于实践中去的。目的规定着过程的本质，决定着手段的选择及其性质。列宁把目的视为“原则”，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依据原则选择“手段”。他谈到实行合作社时说过：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个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特别突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强调“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注：《邓小平 《社会主义本体的澄明之境 ——浅析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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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讲姓“社”姓“资”，否则，就无所谓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不能事事处处都问姓“资”姓“社”，否则，我们将会游离于当代世界文明之外。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是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笔者以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悬设”，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本体。社会主义模式、道路、体制可以多种多样，并随着世界格局和各国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这种本质性价值悬设则是不变的，否则就谈不上搞社会主义。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从复杂的社会主义问题中抽取出来，并作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定位，其中体现着他思考这一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我们也只有从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来理解这一问题，社会主义本质论这一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才能获得澄明之境；我们才由此获得创造性实践的高度自由。
社会主义本体的澄明之境Ⅰ：本质与特征
澄明社会主义本体，首先要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征。
就历史逻辑而言，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因而，社会主义理想是一个先期给定的前提条件。邓小平何以要从社会主义中分离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呢？
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从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分离出来。他们当时理论活动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未来社会，取代已是劣迹斑斑、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按照他们所受的黑格尔哲学“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思维习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反面勾画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拙作《理论思维行程对实践行程的张力优势》，载《江海学刊》，1996（4）。 ）以这些特征来保证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这些特征主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赤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总的说来基本上都是“按图施工”。其中也有创造，但只能算是“施工性创造”，还构不上“文本性创造”。当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时，尤其是后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时，他们仍没有反思社会主义本身，因此错过了不少发展机遇。邓小平复出后，看到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是贫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有数十年的建设历史，按说，虽然底子薄，但也总不该是差距拉大的贫穷，这可是20世纪末的贫穷、高技术条件下的贫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代的贫穷，因而也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贫穷。
社会主义的这种现状迫使邓小平思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何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伦理要求使然，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能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摆脱资本属性，获得更大的社会发展空间，从而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可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出现了强烈反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表现出来。
原因何在呢？从逻辑上说，无非有三：第一，社会主义本身就没有优越性，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不可能出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第二，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只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出了偏差，所以才没显示出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来。第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正确，而我们的实践出了问题。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未怀疑过。看了我们的实践，坚持了公有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特征是一致的。但就是没有发挥出优点来。于是，问题就集中在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否抓住了本质。1980年4月，他在要求人们解放思想时第一次提出， “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因为有一条他十分清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12页。）显然，解放思想不是从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而是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从习惯的做法中解放出来。1985年4月15日， 他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他还认为，“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页。）。
究竟什么地方不清楚？很显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都实现了。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者再清楚不过了。谁能说这样做不是搞社会主义呢！可就是没表现出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来。邓小平经过仔细辨析发现，过去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上述特征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否则，不可能不显示出社会主义胜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问题就出在社会主义者们只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未追问其“本质”，于是把特征当成本质。在特征上，社会主义似乎越来越“纯”，越来越“高”，实质上反而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模糊了，甚至忘记了。于是，邓小平反问：我们所实行的一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其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些追问，终于使他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上切入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我曾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目的性社会主义”。（注：参见拙文《邓小平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心路逻辑》，载《南京社会科学》，1998（6）。）
社会主义本体的澄明之境Ⅱ：目的和手段
要使社会主义本体在人们的视域达到澄明之境，还要分析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目的和手段。
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动态过程看，目的和手段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都有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直接目的”（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法制国家等）、“阶段性目的”（如实现现代化建设中的每一步目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工具性手段；一种是方法性手段，如政策、策略、措施、途径等，目的和手段是相对而言的，对实践主体而言，当他把建立某种手段当作目的，这种手段本身就是他的目的。就像车对社会而言是交通运输工具，是手段，但对于它的制造者而言，它本身就成了目的。但这种目的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受更高级的目的制约，为这一更高的目的服务。忘记这一点，制造者就会“闭门造车”，制成后也可能不合功用而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的价值期待。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之间也是如此，目的存在着高低不同的链条，具体目的、眼前目的、非根本目的总要服从最终目的、长远目的和根本目
的。
在这两个基本要素中，首先是手段服从并服务于目的，作为这一关系的延伸，眼前目的服从长远目的，因为如上所述，眼前目的相对于长远目的而言是长远目的实现的手段和环节。一般说来，手段首先是为一定的目的而设计、选择、创造并被用于实践中去的。目的规定着过程的本质，决定着手段的选择及其性质。列宁把目的视为“原则”，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依据原则选择“手段”。他谈到实行合作社时说过：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个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特别突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强调“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注：《邓小平 《社会主义本体的澄明之境 ——浅析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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