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

的合作并不是建立在具有约束力的同　盟条约之上，它们并不承担相互援助的义务，只是在推行类似政策方面谋求团结一致。　1938年5月27日，它们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遵循一套共同的中立原则，即“中立，对　所有国家友好，保持独立的坚定决心，支持国际联盟及其一切有联系的国际合作机构。　”(注：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　4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北欧国家都试图避免卷入战争，纷纷发表中立宣言，但只有　佩尔·阿尔宾·汉森领导的瑞典政府成功避免了大战的烽火，实现了中立目标，而其他　北欧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卷入战争之中。二战期间的不同经历与战后不久就　形成的欧洲东西对抗格局，导致北欧国家战后采取不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冰岛、丹麦　和挪威分别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瑞典继续执行中立、不结盟政策，芬兰则是在与　苏联签订的双边协议基础上，有条件地成为中立国。于是形成了所谓的“北欧均衡”格　局：中立国瑞典居于中间，与苏联相邻的芬兰处于其东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其他北欧　国家位于西南。这在以两极对立为标志的冷战时期，显然有利于北欧地区的稳定，因而　也就成为对东西双方均有利的理想的安全秩序。后来被称作“瑞典模式”的社会制度无　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则是赢得这一环境的保　证；反过来说，国内独特、稳定的社会模式确保了瑞典两百年来始终如一地奉行中立政　策。
　　　　　　二、冷战时期的瑞典外交：中立与国际主义并举
　　冷战时期，瑞典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采取“第三条道路”，即以其相对强大的国防力　量为后盾，在北约与华约这两大军事联盟集团之间保持中立和平衡，以维护自身利益。　(注：Jan  Hallenberg,“Swedish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in  Lee  Miles  ed.　,Swede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valuated,London:Continuum,2000,p.19.)
　　然而，瑞典采取“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独特外交和安全战略，并不意味着它　不介入世界事务，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恰恰相反，它的中立主义是以积极的国际主义　外交为补充的，因为中立的目的是确保其最大限度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而不是　限制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其有限的国家规模和外交资源相比照，冷战期间瑞典在国际外　交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瑞典的国际主义植根于经济上的利益追求与政治上理想主义的某种混合。经济上，瑞　典是高度依赖贸易的国家，需要同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确立稳定的贸易联　系，以保证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生活的稳步提高。战后瑞典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之间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国民生活水平达到了世　界最高水准，其福利制度之完善即使是当时最成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企及。一　时间，“瑞典模式”成为各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纷纷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甚至被经合组织　誉为“世界的典范”。这一成就给瑞典政府带来的不仅仅是自信，而且使它获得一种道　德上的优越地位，加上它不依附美苏集团任何一方的中立主义外交取向，这一切很自然　地将它推向“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在冷战期间，瑞典在国际上的行为充满了理想主义　色彩，它不畏强权，伸张正义，捍卫人权，声援第三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它为维护世　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也许不曾奢望以此宣扬和传播它的　优越制度或政治理念，却给瑞典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誉，进而极大地满足了　其外交抱负。
　　瑞典政府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主要通过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体现出　来，其作用在联合国名义下开展的各种活动中尤其显著。二战后瑞典同其他斯堪的纳维　亚国家一样，多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输送人力与物资，如派遣部队到刚果和塞浦路斯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瑞典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eld)　继挪威的特立夫·莱伊之后，就任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正是在哈马舍尔德任职期间，　联合国化解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又创建了向发生冲突和危机地区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　”的新机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经大国默许而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他在大国面　前却常常扮演小国、特别是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瑞典的奥勒夫·帕尔梅(Olof  Palme)政府曾积极声援第三世界国家在70年代提出的关于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批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阿富汗和中美洲的军事干涉行动　。例如，瑞典政府曾严厉批评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允许美国武装部队中的许多逃兵　在它那里避难，并于1968年1月10日正式承认北越。(注：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  克  ：《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61页。)这些批评和做法直接导致6  0  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美瑞关系的迅速恶化。此外，为了抗议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当时  执  政的自由党政府曾于1979年发出禁令，不准瑞典公司在南非投资。1987年，卡尔松政  府  甚至做出了对南非实行贸易制裁的决定。(注：斯蒂格·哈登纽斯：《二十世纪的瑞  典  政治》，戴汉笠、许力译，求实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在经济政策上，瑞典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提倡自由贸易政策，偏爱政府间

合作而不是　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因此当英国提议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时候，当时正在　酝酿建立的、市场规模有限的“斯堪的纳维亚关税同盟”计划便随之放弃。显而易见，　面对日益封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更大的EFTA更加符合瑞典的贸易政策取向——即　在范围广泛、较少壁垒的框架内进行贸易合作。于是1960年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同英、奥　、葡、瑞(士)共七国缔结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1971年，正当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决定申请加入欧共体的时候，面对国内工农　业产品可自由进入欧共体市场的巨大的经济诱惑，瑞典政府再次强调了其奉行中立主义　不结盟原则的坚定立场，指出加入欧共体将会削弱瑞典中立主义外交在国际上的可信度　，并且限制政府在战事中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瑞典为了维护其不结盟的政策路线，　放弃了加入欧共体可能带给它的经济利益。作为补救损失的措施，瑞典同挪威和芬兰一　起与欧共体另外签署了工业品自由贸易双边协定，这一协定可使瑞典在确保对欧共体的　稳定贸易联系的同时避免其受制于欧共体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共同决策。
　　　　　　三　两极体系瓦解后的瑞典外交：走出不结盟政策的篱蓠
　　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促使瑞典重新审视它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　首先，居于东西两大集团之间而小心翼翼地走中间道路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　况下固守中立主义已变得缺乏现实意义。其次，欧洲一体化的长足发展使传统欧洲大陆　国家彼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瑞典不必因担心引火烧身而保持不结盟　政策。再次，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已使瑞典强烈意识到其自身力量的单薄，它在国际舞台　上传统的独特作用也已变得无足轻重，更何况联合国本身在处理国际高级政治事务中的　权威性已大不如前，其化解地区冲突、解决热点问题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因而瑞典的国际主义理想不再能够满足本国的外交抱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瑞典开始重新考虑其加入欧共体的可能性。按理说，瑞典等EFTA　成员国同欧共体建立的“欧洲经济区”(EEA)协定，基本上将共同体单一市场延伸到了EFTA成员国，因此可以说北欧的EFTA成

《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