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
员国大致获得了它们想要的一切。(注：Sieglinde Gstoehl,“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EEA”,in Lee Miles ed.,TheEuropean Union and Nordic
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p.58.)然而，当一个 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甘默默无闻，而独自又难有作为的时候，自然地就会选择同他 国结盟来作为其扩大外交实力的手段。如前所述，结盟外交虽然限制了其成员国外交政 策选择的自由度，它却可以提供给成员国以成倍放大了的外交资源，这对小国无疑是不 可多得的。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可以无视联盟关系的存在，小国却不得不认真对待结盟 关系。
导致瑞典重新对待欧共体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来自对其国内问题的考虑，这就是试 图通过加入欧共体来缓解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近年来，瑞典全员福利制度使国家承受 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个慷慨的国家福利制度需要维持充分就业和高税收，导致经济缺 乏活力，企业失去竞争力，进而投资减少，企业纷纷外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就业 率，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1990年瑞典遭遇五十年来最大的经济 衰退和社会问题，根据当时预测，1991年通涨率为10%，失业率为3～4%——是30年代以 来最高的。1990年10月，政府宣布来年将减少150亿克郎的预算，削减健康津贴，精简 政府部门，瑞典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注：Wolfgang Danspeckgruber,“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the Neutrals,and an Emerging Architecture”,in Gregory F.Treverton
ed.,The Shape of the New Europ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2,p.103.)由于瑞典的福利标准高出欧盟国家的水平，采取欧盟共同的社会政策， 意味着国家可以合法地减少公共支出，较少地参与福利的再分配，而是更多地由社会来 承担福利分配，福利国家将向福利社会转变。另外，虽然EEA协定对EFTA国家开放了单 一市场，使它们的产品自由地进入共同体国家，但瑞典等这些高度依赖共同市场的国家 仍然不能参与不断深化的一体化新规则的制定，因此完全成为欧盟成员国就成为在日益 机制化的欧洲确保自身利益的唯一手段。
然而，此时欧共体正准备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和货币联盟(EMU)，而 且还包括处于起步阶段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这就意味着成员国将要向共同体 转移更多的主权。因此，申请加入欧盟，对瑞典这个最坚定的独立外交维护者来说是难 以接受的，与瑞典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不结盟、中立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如果瑞典加入 并成为欧盟大家庭的一员，就意味着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瑞典所遵循的外交路线将发 生重大转变，意味着瑞典将失去其独特性，沦为一个普通的欧盟成员国。尽管如此，瑞 典政府充分认识到，瑞典经济已经不能承受由于游离于共同体之外而导致的损失，不论 是其经济独立性还是主权的完整性都已无法通过避免加入共同体而得到保证，传统的“ 瑞典模式”正在走向一个时代的尽头；相反，通过加入共同体，却可以缓解瑞典所面临 的困境。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加入欧盟实际上是在进行两种交换，即“以自主换 取富有，以主权换取声音”。(注：Sieglinde Gstoehl,op.cit.,pp.60-61;Lee Mile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Fourth EU Enlargement”,in Lee Miles ed.,The European &n
四 加入欧盟后的外交政策调整：后中立主义
当1990年因格瓦尔·卡尔松政府宣布准备加入欧盟的时候，实际上是宣告瑞典实行了 近二百年的不介入欧洲大陆“高级政治”事务的外交政策传统走向终结。但是鉴于国内 公众对于这一历史转折一时难以接受，也由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惯性，瑞典仍然力图保留 并维护中立主义路线。在1996年的对外政策公报中，政府极力掩饰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历 史性转变过程，指出瑞典安全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外部世界发生了变 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必须相应发展。瑞典在军事上中立依旧，其目的仍然是在其周 边地区发生战事时保持中立。(注：Government Declaration on Foreign Policy,14February 1996,cited from Lee Miles ed.,
Sweden and the European UnionEvaluated,London:Continuum,2000,p.22.)
加入欧盟以后，瑞典协同芬兰力图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发展更符合其 传统外交理念。首先，它们反对欧盟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机构演变成未来 的共同体防御机构，并寻求主导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走向。瑞典和芬兰两国主张，CFSP应该加强其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而不应该使其成为可能导致某种军事同盟的政策 机构。事实上，正是由于瑞典—芬兰的共同倡议和积极推动，才使得所谓的“彼得斯堡 任务”(Petersberg Tasks)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中被纳入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 框架之中。(注：Jan Hallenberg,op.cit.,p.24.)
自从签署阿姆斯特丹条约以来，瑞典对欧盟尤其是对CFSP的看法逐渐发生了转变，CFSP不再被看作首先是对其不结盟政策的限制，而是被当作在外交政策上协调立场、采 取共同行动的可资利用的机制。瑞典乐于见到CFSP政府间合作的特性，反对将欧盟第一 支柱与第二支柱融合在一起的主张，却同意在非关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扩大使用多数票 表决制，以便加快CFSP的决策过程。
从总体上看，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欧洲安全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不存在明确的“ 安全威胁”和“敌对力量”，瑞典传统的外交取向正在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一方面 ，它要至少在外观上继续维护传统外交理念，避免公开加入任何安全组织；另一方面， 它又不得不面对客观现实，将主要精力用于与欧盟国家的各项合作上，开始执行“后中 立主义”外交政策。首先，传统的“中立”概念被更加宽泛和可变 《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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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p.58.)然而，当一个 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甘默默无闻，而独自又难有作为的时候，自然地就会选择同他 国结盟来作为其扩大外交实力的手段。如前所述，结盟外交虽然限制了其成员国外交政 策选择的自由度，它却可以提供给成员国以成倍放大了的外交资源，这对小国无疑是不 可多得的。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可以无视联盟关系的存在，小国却不得不认真对待结盟 关系。
导致瑞典重新对待欧共体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来自对其国内问题的考虑，这就是试 图通过加入欧共体来缓解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近年来，瑞典全员福利制度使国家承受 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个慷慨的国家福利制度需要维持充分就业和高税收，导致经济缺 乏活力，企业失去竞争力，进而投资减少，企业纷纷外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就业 率，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1990年瑞典遭遇五十年来最大的经济 衰退和社会问题，根据当时预测，1991年通涨率为10%，失业率为3～4%——是30年代以 来最高的。1990年10月，政府宣布来年将减少150亿克郎的预算，削减健康津贴，精简 政府部门，瑞典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注：Wolfgang Danspeckgruber,“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the Neutrals,and an Emerging Architecture”,in Gregory F.Treverton
ed.,The Shape of the New Europ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2,p.103.)由于瑞典的福利标准高出欧盟国家的水平，采取欧盟共同的社会政策， 意味着国家可以合法地减少公共支出，较少地参与福利的再分配，而是更多地由社会来 承担福利分配，福利国家将向福利社会转变。另外，虽然EEA协定对EFTA国家开放了单 一市场，使它们的产品自由地进入共同体国家，但瑞典等这些高度依赖共同市场的国家 仍然不能参与不断深化的一体化新规则的制定，因此完全成为欧盟成员国就成为在日益 机制化的欧洲确保自身利益的唯一手段。
然而，此时欧共体正准备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和货币联盟(EMU)，而 且还包括处于起步阶段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这就意味着成员国将要向共同体 转移更多的主权。因此，申请加入欧盟，对瑞典这个最坚定的独立外交维护者来说是难 以接受的，与瑞典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不结盟、中立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如果瑞典加入 并成为欧盟大家庭的一员，就意味着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瑞典所遵循的外交路线将发 生重大转变，意味着瑞典将失去其独特性，沦为一个普通的欧盟成员国。尽管如此，瑞 典政府充分认识到，瑞典经济已经不能承受由于游离于共同体之外而导致的损失，不论 是其经济独立性还是主权的完整性都已无法通过避免加入共同体而得到保证，传统的“ 瑞典模式”正在走向一个时代的尽头；相反，通过加入共同体，却可以缓解瑞典所面临 的困境。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加入欧盟实际上是在进行两种交换，即“以自主换 取富有，以主权换取声音”。(注：Sieglinde Gstoehl,op.cit.,pp.60-61;Lee Mile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Fourth EU Enlargement”,in Lee Miles ed.,The European &n
bsp;Union and Nordic 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pp.63-64.)
四 加入欧盟后的外交政策调整：后中立主义
当1990年因格瓦尔·卡尔松政府宣布准备加入欧盟的时候，实际上是宣告瑞典实行了 近二百年的不介入欧洲大陆“高级政治”事务的外交政策传统走向终结。但是鉴于国内 公众对于这一历史转折一时难以接受，也由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惯性，瑞典仍然力图保留 并维护中立主义路线。在1996年的对外政策公报中，政府极力掩饰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历 史性转变过程，指出瑞典安全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外部世界发生了变 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必须相应发展。瑞典在军事上中立依旧，其目的仍然是在其周 边地区发生战事时保持中立。(注：Government Declaration on Foreign Policy,14February 1996,cited from Lee Miles ed.,
Sweden and the European UnionEvaluated,London:Continuum,2000,p.22.)
加入欧盟以后，瑞典协同芬兰力图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发展更符合其 传统外交理念。首先，它们反对欧盟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机构演变成未来 的共同体防御机构，并寻求主导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走向。瑞典和芬兰两国主张，CFSP应该加强其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而不应该使其成为可能导致某种军事同盟的政策 机构。事实上，正是由于瑞典—芬兰的共同倡议和积极推动，才使得所谓的“彼得斯堡 任务”(Petersberg Tasks)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中被纳入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 框架之中。(注：Jan Hallenberg,op.cit.,p.24.)
自从签署阿姆斯特丹条约以来，瑞典对欧盟尤其是对CFSP的看法逐渐发生了转变，CFSP不再被看作首先是对其不结盟政策的限制，而是被当作在外交政策上协调立场、采 取共同行动的可资利用的机制。瑞典乐于见到CFSP政府间合作的特性，反对将欧盟第一 支柱与第二支柱融合在一起的主张，却同意在非关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扩大使用多数票 表决制，以便加快CFSP的决策过程。
从总体上看，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欧洲安全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不存在明确的“ 安全威胁”和“敌对力量”，瑞典传统的外交取向正在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一方面 ，它要至少在外观上继续维护传统外交理念，避免公开加入任何安全组织；另一方面， 它又不得不面对客观现实，将主要精力用于与欧盟国家的各项合作上，开始执行“后中 立主义”外交政策。首先，传统的“中立”概念被更加宽泛和可变 《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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