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
的“不结盟”所取代 ，官方更常用的术语变为“不参加军事联盟”、执行“符合欧洲身份的安全政策”；其 次，开始公开讨论瑞典是否在将来某一时候加入欧洲军事组织的问题，如北约(NATO)或 西欧联盟(WEU)，这在过去一直是其国内政治中忌讳的议题。实际上，接受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也就意味着瑞典将不可避免地介入CFSP和WEU的一些行动。马约第17条指出，“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将包括所有与欧盟安全有关的问题，包括共同防御”，在同一条款 中正式确定了CFSP与WEU之间的联系：“西欧联盟是欧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 用来支持本条款中提出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防御领域。”瑞典已获得WEU观 察员的身份。另外，瑞典于1994年4月同北约签署了PfP(Partnership for Peace)框架 协议。瑞典的“后中立主义”已逐渐地被引向更加复杂、功能多样的西方安全组织，而 且作为其义务的一部分，瑞典正有选择地介入它们的一些活动，如常以联合国的名义参 加“维和行动”或“人道主义活动”等；但它仍然避免正式加入安全组织，因为正式成 为这些组织的成员，意味着要为其他成员国承担集体安全义务，而这恰恰是瑞典传统外 交的一个禁忌，是一时无法逾越的。
不过，考虑到瑞典与那些同时为北约成员的欧盟大国的合作几乎涉及到所有领域，它 能否坚持“不结盟”或“不参加军事联盟”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实践表明，瑞典“不 参加军事联盟”的承诺并没有阻止其国防部允许它的部队在北约框架之下(作为联合国 授权的一部分)部署在波斯尼亚。不仅如此，从1997年起，瑞典的战斗机(Gripen Jets) 还参加了北约军事演习。(注：Lee Limes,“Sweden and Finland”,in Ian Mannerand Richard G.Whitman ed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European Union MemberStat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184.)自从科索沃危机以来，是否在未 获得联合国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瑞典一直面临着两难境地。正如詹 ·哈伦伯格所言，“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同时是北约成员，作为欧盟成员国瑞典已 不再具有如同在1995年以前那样的评判北约行动的超然地位。……瑞典政府必须在传统 的不结盟取向与同北约关系紧密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要求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注：Jan Hallenberg,op.cit.,pp.25-26.)在瑞典看来，进入90年代后北约的角色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因此它认为只要北约组织不是在为其成员国的领土防御或其安全保障而采 取行动，那么瑞典通过PfP协定与北约进行合作是应该被允许的。同过去相比，瑞典对 国际危机和欧洲发生的局部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在科索沃战争中社会民主党 领导的瑞典政府，居然默认北约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进 行轰炸，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五 结论
瑞典实行了近三个世纪的“中立主义”外交战略，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挑战出现在欧洲两个集团军事对抗结束、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不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而且它并不是来自外部军事力量的威胁，而是由技术进步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在外交安全政策取向上，经历了从“不结盟”到 “不参与军事联盟”，再到目前的“不参与集体安全保障组织”等过程。这一过程尚未 完结，因为这仅仅是瑞典从一个奉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传统的国家，走向积极参与欧洲 各项事务的普通民族国家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这一环节的长短固然与外部安全环境是 否持续稳定有关，但主要取决于国内舆论对于改变传统中立政策的认可程度。在这期间 ，政府将继续使用上述这些模糊的政策术语以达到缓慢过渡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看 到，通过加入欧盟，瑞典获得了排遣其外交活力 与抱负的一个新“出口”，而过去倾 注于各种国际舞台上的国际主义热情则已悄然消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瑞典政府及 其代表们正在范围大大缩小的欧洲忙于各种合作事务而无暇他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仍游离于欧盟之外的挪威，依然执著于传统的国际主义外交。例如，正是在挪威的斡旋 之下，2002年斯里兰卡政府与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达成了和解，这与瑞典外交领域 的收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入欧盟后，虽然瑞典政府多次公开表示不改变其中立的 外交政策传统，但事实上已开始逐渐远离这一传统，在国际舞台上也很少听得到瑞典的 声音，如今我们只能在欧盟及其从属机构中才能分辨出它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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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虑到瑞典与那些同时为北约成员的欧盟大国的合作几乎涉及到所有领域，它 能否坚持“不结盟”或“不参加军事联盟”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实践表明，瑞典“不 参加军事联盟”的承诺并没有阻止其国防部允许它的部队在北约框架之下(作为联合国 授权的一部分)部署在波斯尼亚。不仅如此，从1997年起，瑞典的战斗机(Gripen Jets) 还参加了北约军事演习。(注：Lee Limes,“Sweden and Finland”,in Ian Mannerand Richard G.Whitman ed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European Union MemberStat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184.)自从科索沃危机以来，是否在未 获得联合国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瑞典一直面临着两难境地。正如詹 ·哈伦伯格所言，“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同时是北约成员，作为欧盟成员国瑞典已 不再具有如同在1995年以前那样的评判北约行动的超然地位。……瑞典政府必须在传统 的不结盟取向与同北约关系紧密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要求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注：Jan Hallenberg,op.cit.,pp.25-26.)在瑞典看来，进入90年代后北约的角色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因此它认为只要北约组织不是在为其成员国的领土防御或其安全保障而采 取行动，那么瑞典通过PfP协定与北约进行合作是应该被允许的。同过去相比，瑞典对 国际危机和欧洲发生的局部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在科索沃战争中社会民主党 领导的瑞典政府，居然默认北约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进 行轰炸，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五 结论
瑞典实行了近三个世纪的“中立主义”外交战略，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挑战出现在欧洲两个集团军事对抗结束、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不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而且它并不是来自外部军事力量的威胁，而是由技术进步
导 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一体化的压力所引发的。面对这一形势，瑞典 开始调整其传统的外交政策，考虑到首当其冲的内外经济压力，它首先寻求加入欧盟。 然而加入欧盟必须满足其成员国间进行一系列军事合作的先决条件，这就使瑞典面临要 么取消入盟念头要么放弃“中立主义”的两难境地。经过权衡，瑞典采取了逐渐转变外 交政策的策略。如果我们把超越和游离于传统“中立主义”概念的外交路线称作“后中 立主义”的话，那么瑞典的“后中立主义”正在倾向于有选择的“半结盟”政策。在这 一政策主导下，瑞典加入了欧盟，并参与制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而且在同北约 的合作中它也只对北约关于“集体安全”的第八条款存在着保留。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在外交安全政策取向上，经历了从“不结盟”到 “不参与军事联盟”，再到目前的“不参与集体安全保障组织”等过程。这一过程尚未 完结，因为这仅仅是瑞典从一个奉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传统的国家，走向积极参与欧洲 各项事务的普通民族国家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这一环节的长短固然与外部安全环境是 否持续稳定有关，但主要取决于国内舆论对于改变传统中立政策的认可程度。在这期间 ，政府将继续使用上述这些模糊的政策术语以达到缓慢过渡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看 到，通过加入欧盟，瑞典获得了排遣其外交活力 与抱负的一个新“出口”，而过去倾 注于各种国际舞台上的国际主义热情则已悄然消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瑞典政府及 其代表们正在范围大大缩小的欧洲忙于各种合作事务而无暇他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仍游离于欧盟之外的挪威，依然执著于传统的国际主义外交。例如，正是在挪威的斡旋 之下，2002年斯里兰卡政府与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达成了和解，这与瑞典外交领域 的收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入欧盟后，虽然瑞典政府多次公开表示不改变其中立的 外交政策传统，但事实上已开始逐渐远离这一传统，在国际舞台上也很少听得到瑞典的 声音，如今我们只能在欧盟及其从属机构中才能分辨出它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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