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和意愿子女数的影响，笔者只选取了有可能生育二孩的两类已婚妇女，一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二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两类不同只在于是否拥有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研究除了纳入模型所关心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外，还将代际（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纳入研究模型，这些变量主要是作为控制变量来揭示不同政策因素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净影响。模型变量的基本分布和变量分类编码如表1变量描述。另外，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拥有不同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否在理想子女数及意愿子女数上存在着差异，而因变量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为选择一孩或二孩及以上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宜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为了分析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和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则通过采用嵌套模型，依次将代际（年龄）、教育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厘清不同因素如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等，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影响。
三
对于所有已经育有一孩有可能再生育第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不同的，调查数据显示，这部分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66个，而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41个，都大于一孩的实际生育水平。在这里我们看到，江苏调查的数据基本反映出了发达国家从生育观念到生育实际的顺序，即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大于实际生育子女数。从表2中列联分析可以看出，育有一孩但无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二孩选项的比例略高于育有一孩且有生育二孩政策者，但这种差别统计检验并不显著。相反，在意愿子女数上，育有一孩但无二孩生育政策者低于有生育政策者，而且统计卡方检验差异关系显著。
那么，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不同政策人群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否继续保持无差异或存在差异呢？
1．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理想生育子女数差异分析
表3是多元嵌套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只加入了政策变量（育一孩，无政策作为参照组），是二元列联表模型化的表达。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代际变量（60年代出生为参照组）和户籍变量（农村为参照组），虽然模型2的解释力较之模型1有所增强（这可通过模型LRchi2值增大和检验来判断，下同），但从回归结果看，政策变量并未在理想子女数上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考虑年龄及户籍变量之后，并没有改变模型1的结果，虽然年龄和户籍变量自身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教育变量（初中以下为参照组）的模型3结果显示：一方面，模型3比模型2的解释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在控制教育程度变量后，政策变量的影响由模型1和模型2的无显著性差异转向显著性差异，即育有一孩且有政策妇女，比育有一孩且无政策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发生比要低。也即较之于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政策不允许生育二孩的已婚妇女在理想子女数上更倾向于有二孩的选择，这是模型结果的一个本质变化。就教育水平变量本身而言，从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种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看，相对于低教育水平，高教育水平的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选项的可能性上要大。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经济变量的模型4的解释力又有所增强。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家庭年总收入变量（低收入组作为参照组）后，政策变量的影响增强，相对于育有一孩有政策的妇女，育有一孩但无政策的妇女其理想子女数更偏向选择二孩。从家庭经济变量回归系数看，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也不同，家庭越富裕，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两类不同政策群体在理想子女数上看似并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加入教育和收入这些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之后，其差异性显现出来，表现为无政策人群比有政策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二孩。这一有趣的发现可以这样解释：从人口学角度来解释，或许是因为无政策人群多是一方或双方均出生成长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这种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妇女会希望多生，而有政策人群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独特的生长环境可能会使她们更倾向于少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还可以用“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理论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反抗。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无政策人群被“剥夺”了生育二孩的权利，无政策人群较之于有政策人群是一批“相对剥夺”的群体，她们没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但她们期望获得这一权利，这一群体的反抗潜意识可能会表现在对理想子女数量的认知上，即无政策人群在观念上更倾向于生育二孩及以上。当然，现实生活中上会不会多生还取决于多重的复杂因素。
2．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差异分析
我们不妨再来考察一下，不同政策妇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方面的差异。表4列出了多元分析的结果，从中可见，不同政策妇女有不同意愿生育子女数，较之于无政策的妇女来说，有政策妇女有较高的生育二孩的意愿。然而，在基准模型1之上加入代际（年龄）变量的模型2后，我们发现，不同政策妇女在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消失”了，不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性。模型结果的这一变化反映出，总体上不同生育政策在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来自于代际（年龄）差异，而不是来自于代际中拥有不同政策的人群。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了教育变量的模型3中，一方面模型解释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教育程度变量后，育有一孩且有政策妇女，比育有一孩无政策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要低，但不显著。就教育水平变量而言，这些已婚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意愿子女数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变量，模型解释力又有所增强。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家庭年总收入变量（低收入组作为参照组）后，政策变量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从家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四种经济地位等级的回归系数看，较之于家庭低收入者，家庭高收入的已婚妇女意愿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要高，显示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意愿子女选择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意愿生育子女数方面，两个不同的生育政策人群，从总体比例上看，育有一孩且有生育政策的妇女的二孩意愿子女数高于育有一孩无生育政策妇女：但是经过多元分析，这种不同生育政策人群在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消失了。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不同的代际在意愿生育上的差异，由于80后一代多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中更多的都符合生育二孩政策条件，她们有高于60后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并不奇怪。而在代际内如80后内部，并不因为她们拥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待遇而有不同的意愿生育，因为加入教育和经济变量，也没有改变不同生育政策妇女的意愿差异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不同生育政策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时我们还发现，起初总体比例上，两个不同的政策群体并未在理想生育子女上显示出差异，但在控制了这些妇女教育水平之后，两个不同政策群体的理想子女数出现差异，一孩无生育政策者的理想子女数高于有政策者：与之相反，对于接近实际生育的意愿生育，在控制了代际变量之后，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消失。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生育观念和生育态度的差异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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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了纳入模型所关心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外，还将代际（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纳入研究模型，这些变量主要是作为控制变量来揭示不同政策因素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净影响。模型变量的基本分布和变量分类编码如表1变量描述。另外，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拥有不同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否在理想子女数及意愿子女数上存在着差异，而因变量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为选择一孩或二孩及以上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宜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为了分析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和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则通过采用嵌套模型，依次将代际（年龄）、教育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厘清不同因素如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等，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影响。
三
对于所有已经育有一孩有可能再生育第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不同的，调查数据显示，这部分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66个，而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41个，都大于一孩的实际生育水平。在这里我们看到，江苏调查的数据基本反映出了发达国家从生育观念到生育实际的顺序，即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大于实际生育子女数。从表2中列联分析可以看出，育有一孩但无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二孩选项的比例略高于育有一孩且有生育二孩政策者，但这种差别统计检验并不显著。相反，在意愿子女数上，育有一孩但无二孩生育政策者低于有生育政策者，而且统计卡方检验差异关系显著。
那么，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不同政策人群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否继续保持无差异或存在差异呢？
1．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理想生育子女数差异分析
表3是多元嵌套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只加入了政策变量（育一孩，无政策作为参照组），是二元列联表模型化的表达。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代际变量（60年代出生为参照组）和户籍变量（农村为参照组），虽然模型2的解释力较之模型1有所增强（这可通过模型LRchi2值增大和检验来判断，下同），但从回归结果看，政策变量并未在理想子女数上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考虑年龄及户籍变量之后，并没有改变模型1的结果，虽然年龄和户籍变量自身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教育变量（初中以下为参照组）的模型3结果显示：一方面，模型3比模型2的解释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在控制教育程度变量后，政策变量的影响由模型1和模型2的无显著性差异转向显著性差异，即育有一孩且有政策妇女，比育有一孩且无政策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发生比要低。也即较之于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政策不允许生育二孩的已婚妇女在理想子女数上更倾向于有二孩的选择，这是模型结果的一个本质变化。就教育水平变量本身而言，从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种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看，相对于低教育水平，高教育水平的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选项的可能性上要大。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经济变量的模型4的解释力又有所增强。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家庭年总收入变量（低收入组作为参照组）后，政策变量的影响增强，相对于育有一孩有政策的妇女，育有一孩但无政策的妇女其理想子女数更偏向选择二孩。从家庭经济变量回归系数看，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也不同，家庭越富裕，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两类不同政策群体在理想子女数上看似并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加入教育和收入这些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之后，其差异性显现出来，表现为无政策人群比有政策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二孩。这一有趣的发现可以这样解释：从人口学角度来解释，或许是因为无政策人群多是一方或双方均出生成长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这种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妇女会希望多生，而有政策人群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独特的生长环境可能会使她们更倾向于少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还可以用“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理论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反抗。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无政策人群被“剥夺”了生育二孩的权利，无政策人群较之于有政策人群是一批“相对剥夺”的群体，她们没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但她们期望获得这一权利，这一群体的反抗潜意识可能会表现在对理想子女数量的认知上，即无政策人群在观念上更倾向于生育二孩及以上。当然，现实生活中上会不会多生还取决于多重的复杂因素。
2．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差异分析
我们不妨再来考察一下，不同政策妇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方面的差异。表4列出了多元分析的结果，从中可见，不同政策妇女有不同意愿生育子女数，较之于无政策的妇女来说，有政策妇女有较高的生育二孩的意愿。然而，在基准模型1之上加入代际（年龄）变量的模型2后，我们发现，不同政策妇女在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消失”了，不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性。模型结果的这一变化反映出，总体上不同生育政策在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来自于代际（年龄）差异，而不是来自于代际中拥有不同政策的人群。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了教育变量的模型3中，一方面模型解释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教育程度变量后，育有一孩且有政策妇女，比育有一孩无政策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要低，但不显著。就教育水平变量而言，这些已婚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意愿子女数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变量，模型解释力又有所增强。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家庭年总收入变量（低收入组作为参照组）后，政策变量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从家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四种经济地位等级的回归系数看，较之于家庭低收入者，家庭高收入的已婚妇女意愿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要高，显示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意愿子女选择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意愿生育子女数方面，两个不同的生育政策人群，从总体比例上看，育有一孩且有生育政策的妇女的二孩意愿子女数高于育有一孩无生育政策妇女：但是经过多元分析，这种不同生育政策人群在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消失了。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不同的代际在意愿生育上的差异，由于80后一代多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中更多的都符合生育二孩政策条件，她们有高于60后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并不奇怪。而在代际内如80后内部，并不因为她们拥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待遇而有不同的意愿生育，因为加入教育和经济变量，也没有改变不同生育政策妇女的意愿差异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不同生育政策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时我们还发现，起初总体比例上，两个不同的政策群体并未在理想生育子女上显示出差异，但在控制了这些妇女教育水平之后，两个不同政策群体的理想子女数出现差异，一孩无生育政策者的理想子女数高于有政策者：与之相反，对于接近实际生育的意愿生育，在控制了代际变量之后，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的差异消失。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生育观念和生育态度的差异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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