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合作化外衣下的美国全球战略

 一、领导世界的美国新战略
　　追求、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这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根本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表现程度不同。美国经过短短二百年的发展，就成为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这和其对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深刻理解、恰当运用、不断调整分不开的。
　　美国历届总统上台后，为了体现与前任的区别，都推出一整套自己的内外政策，人们一般冠之以“××主义”。但无论何种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不妨统统称之为美国主义或美国利益至上主义。只不过美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位伴随着自己国家实力、国际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具体讲，美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位，由最初独立时的维护自身利益至多是美国在美洲的利益，扩展到今天充当全世界的霸主。即在冷战后的今天，美国把争取对全球的领导、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未来的世界秩序，维护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一超地位当做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
　　苏联东欧剧变、华约解体，既是世界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水岭。历史上的各种美国主义，无论是一百多年前的“门罗主义”、“门户开放主义”，还是近现代的“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都是在多极或两极格局体现下形成的，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制约，既使在二战后美国实力超群的情况下，美国也不敢为所欲为，也不得不考虑到前苏联的反应。但冷战的结束，苏联、华约的解体，制约对手的消失，促使美国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美国人认为追求新的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到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出笼了。
　　所谓“单边主义政策”，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不顾或很少顾及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和反应，以自我本位主义为中心，采取单方面外交行动或措施的外交方式。这种外交方式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而冷战后的美国无疑是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典型。克林顿政府执政的8年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新旧格局大转折的时期，也是国际形势剧烈变化、无序发展的时期。为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建立美国“说一不二”的世界体系，克林顿政府大幅度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确立了以“参与和扩展”为主要内容，以“增进安全、促进繁荣和推进民主”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战略，这就是所谓的克林顿主义。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新变化和新调整，反映了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界定、新追求，具有极大的进攻性和扩张性，其最大的表现就是在“人道主义”幌子下的“新干涉主义”。我们知道，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大肆扩张并确立了所谓的“战略新概念”，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和安全空间，首次绕过联合国干涉、轰炸一个主权国家南联盟，美国还数次挑起事端向中国发难。正如克林顿在1999年第54届联大发言时声称，“联合国不是维持和平的唯一途径”，“国际社会到底用什么办法来作出反应将取决于采取行动的国家的能力，同时取决于它们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感觉”。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霸权逻辑。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布什新政府上台。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地位的更迭，并没有影响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延续，布什政府不但继承了克林顿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将美国的单边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是在“9·11事件”后，出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开始注重和中、俄、欧及国际社会的合作。但美国的既定目标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美国布什政府正利用这“塞翁失马”般的千载难逢的契机，在反恐怖和合作化的外衣下，大肆地、堂而皇之地推行其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为谋求所谓的“绝对安全”，美国新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于去年12月13日正式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这是美国在现代史上首次退出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军控条约，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今后的国际裁军进程和国际安全构架中将逐步显现出来。ABM是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目的是通过禁止双方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来确保对“对方的核威慑平衡”，以此避免核战争。ABM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是世界上32个裁军及核不扩散国际条约存在的基础。国际战略稳定一旦因此被破坏，一些国家就有可能被迫执行新的核军备发展计划，新一轮军备竞赛将难以避免。美国之所以退出ABM，目的是放手发展NMD，从而确立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霸”的地位，建立起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当年，美苏两国核军备竞赛进入高潮，苏联的核力量大有超越美国之势，为了限制苏联的核能力，美国与苏联签署了ABM。而现在，美国看到ABM已经成为自己发展NMD的障碍，就单方面毁约。由此可见，无论签署还是退出ABM，美国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本不顾及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外交的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不仅如此，美国总统布什在他刚刚结束的第二次欧洲之行期间还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先发制人论，回国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根据布什的“先发制人”理论，美国将对那些“实力薄弱”、有可能被恐怖组织相中的小国采取突然行动，避免它们像阿富汗那样成为恐怖分子活动的乐土。据最近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布什已经命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一原则正式写进美国的国家安全新政策。这样，美国要对那些有意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友好”国家和恐怖组织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攻击，看来已经成为事实。据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讲，美国出台“先发制人”论是为了适应“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美国再也不敢轻视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新政府的这一理论和布什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其他我行我素的行动一样，在国际上得到的只能是一片反对声，它只会将美国导向极端和彻头彻尾的单边主义。
　　  二、与中、俄、欧的根本性分歧
　　综观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任何一位美国新总统在上台之初都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尔后不久，又不得不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回到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轨道上来。究其原因，中美关系的改善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因此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尽管充满曲折，但却能够在困难中不断前进。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及布什政府上台伊始，美国的反华保守势力固守冷战思维不放，强调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人权、武器扩散等方面的分歧，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此外，布什政府还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并允许陈水扁在美国“过境”。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又几乎将中美关系推向新的冷战。一时间，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高叫“中国威胁论”，美国军方甚至试图把军事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到亚太地区，矛头直指中国，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但是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诸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两国在防武器扩散、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也有共同目标和利益，两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上负有相同的责任。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哪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而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的需要，不得不在中美关系上开始采取主动。2001年10月，布什总统

在美国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时刻，仍决定按期参加上海APEC会议并同江泽民主席进行会晤，中美元首上海会晤确立了两国间“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关键时刻为中美关系拨正了方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国际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也直接威胁到一个一贯的、统一的、科学的和稳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改革能够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而俄罗斯则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得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没有了方向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导致社会不稳定，极右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盛行。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三，在产权制度的构建上，1978年以来，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变革，把权力下放到了个体层面，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逐步承认了私人所有制的地位（注：1982年新《宪法》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分别确立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地位。）。但是与俄罗斯不同，这种改革并没有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