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

、创造发展的机遇和新条件。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当代社会学中结构功能论的奠基人T ·帕森斯的社会控制理论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和现实合理性为前提，迎合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需要，而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经常出现的暴动、罢工、革命和社会变迁等问题，仅仅力图去解释如何服从与适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再依靠战争手段来解决，经济竞争已成为社会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主要手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51页。）由此，他果断地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强调社会结构中生产力要素的决定作用时，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命题。正是由于邓小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员队伍，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层建筑也逐渐发生了巨大改变。同时，邓小平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强调，重新阐释了被“四人帮”扭曲了的“红”与“专”的关系，强化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正是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每个社会个体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联系。 
综上所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背景下，二者的社会调控思想实现了一种总体性转换。即毛泽东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中生产关系的提高带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而邓小平则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正是在这一总体性特征统摄之下，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其完整的社会调控思想体系。 
二、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思想 
社会调控背景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但如果具体地来看，邓小平通过设定正确、有效的社会调控目标，又反过来强化或改变着社会调控的背景，从而进一步有利于此后的社会调控行为的实施，使社会调控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从社会调控机理上说，目标也是社会调控的根本。从社会调控目标的性质上看，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发展性目标，也是邓小平与西方学者社会调控思想的原则性的不同。 
在历史上，西方许多学者就曾对社会系统的调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从19世纪的孔德对社会秩序混乱感到的恐惧到迪尔凯姆的对社会“失范”提出的整合，再到当代美国的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罗伯特·金·默顿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理论目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分析，无一例外地不能跳出过分关注“社会稳定”的窠臼。 
西方许多学者将稳定的社会秩序看作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实现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稳定则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最先提出“社会控制”的美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爱德华·罗斯在其代表作《社会控制》一书中，系统考察了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调控手段，指出了社会控制的“供给”是由社会稳定的“需求”引起的。他说：“在社会事务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进步。……秩序优先于进步得到珍视（注：［美］爱德华·罗斯：《社会调控》，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279页。）。 因此控制的功能首先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那部宏篇巨著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中也认为，“统治”是“整个社会现象”的基本核心。通过考察，韦伯发现“从纯粹的政治的因素上，一种习惯于牢固的、绝对和平的社会，对一切领域里的秩序和保护（警察）的日益增大的需求，在官僚体制化的方向上发挥着特别持久的作用”（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4～295页。）。从而，在韦伯看来，作为官僚体制化的国家在社会调控（统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提供这种公共产品，保持这种稳定。 
邓小平则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爱德华·罗斯恰恰相反，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视野中，“发展”要素要优先于秩序要素。秩序是为发展目标服务的，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社会稳定是社会调控的亚目标。与韦伯强调统治结构对共同体行为的影响不同的是，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他强调确定一个发展目标，以此来引导共同体行为，从而达到社会的发展；对共同体行为进行规范的也不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而是更主要地通过共同体及其行为目标之间的“张力”，以发展目标来“统摄”和规范共同体行为。 
西方许多学者主张社会调控的目标是抑制社会风险。邓小平虽然也讲要抑制社会风险，但更主张要敢于冒风险，敢于寻找、创造发展的机遇和新条件。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当代社会学中结构功能论的奠基人T ·帕森斯的社会控制理论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和现实合理性为前提，迎合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需要，而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经常出现的暴动、罢工、革命和社会变迁等问题，仅仅力图去解释如何服从与适应nbsp;
目标、动力、秩序三者在系统内的这种动态性机制正是邓小平发展性社会调控系统作为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的内在源泉。 
二是超越性机制。邓小平社会调控系统中的动态机制使系统内的三个要素以及系统内和系统外趋于一体化，但同时它们在相互关系的作用中也遵循有序性原则。具体来说，就是：系统要素中的目标优先和系统内目标优先于系统外目标，这正是邓小平社会调控系统的超越性机制的表现。这种超越性机制首先有助于邓小平的社会调控通过（系统内）目标——来源于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却又能超越于生产手段越来越庞杂化和社会调控体制复杂化的社会生活之上——从而具备统摄功能；其次由于在社会控制论中“目标最好被看作是整个社会进程内在固有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它是以适合了这个阶段的形式实现的，同时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再生出来”（注：［荷］E ·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这种超越性和系统的动态性机制，使社会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使系统的运行得以改进和完善，并保证系统超越现有目标向更高级状态过渡发展，从而使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实现超越。 
三是敢冒风险和风险防备机制。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几乎处于封闭的状态，而由这种状态的社会系统走向开放的社会系统，会冒较大风险。邓小平

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他精辟地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他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邓小平强调敢闯、敢试，但并非是鼓励人们无原则地乱闯，低效率地重复。他既注重风险价值的合目的性，即所冒的风险是要有利于达到社会发展目标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冒的风险；他也重视风险成功的把握性，始终注意尽量减少所冒风险可能失败的概率，始终注意事先做好失败的准备。“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再次，他要全党在“闯”、“冒”的同时，努力寻找防备风险的机制与具体方法。所有这些都有效地预防、减少了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使社会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邓小平的社会调控体制思想 
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他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摸索出了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控体制，即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二元并存的总体性调控范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的调控方式，这也是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实际出发而形成的独特的社会调控体制。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市场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完成的，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苏联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社会被强制性地同质化，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权力统摄一切，政治社会行使着社会调控的一切权力。这一模式被推广到中国后，进一步导致中国社会的调控也逐渐走向了政治社会的调控主体一元化。  《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