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调控体制中，经济生活方面，由于实行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统一掌握资源并制定无所不包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从而导致了经济生活的高度单一化与集中化，在生产关系方面不断推行“一大二公三纯”，又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单一化，根本无法发展出具备基本独立性的社团组织；公共文化方面，建国初期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到“文革”时期被严重的个人崇拜所代替，公共舆论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也已荡然无存。可见，在过去的社会调控体制中，“社会”的含义就是政治社会，而社会调控的主体无疑只是由国家和政府代表着的政治社会。 
邓小平的突出贡献便在于他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直观的原因是由于邓小平看到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看到了正是市场经济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 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历史与现实的直观引导他进入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根本制度的理论深层，他终于将二者分离开来，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据此他领导改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打破中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了过去我们的政治社会对经济、社会乃至个体的全权控制范式，从而为运用市场社会调控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条件。但同时，邓小平设计的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二元并存的社会调控范式，与西方国家的二元调控范式有根本上的不同。首先，从历史发生学上考察，西方市场社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在封建社会的胎胞里自然生长出来、形成的与封建社会相抗衡的社会层面，市场社会与政治社会经历了一个体制外抗衡、一体化发展、体制内自制的发展过程。而邓小平所建构的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二元分立的调控范式，则是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觉地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原有政治社会所拥有的社会调控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广大社会生活领域而形成的。其次，从范式功能上考察，西方二元分离社会调控范式的功能主要是：在实践中试图通过塑造对立面，作为保持政治民主的手段，在学术上试图以其作为分析、规范现实社会的一种工具，用这种范式来表达统治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生活体系的分化。邓小平二元分离的社会调控范式的功能则主要是给广大人民群众以真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由，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活动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资源，目的不是塑造对立面，而是为了使社会增强活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迅速发展。 
社会调控的总体性范式确立以后，如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调控则要看具体的社会调控方式。在邓小平那里，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的社会调控方式： 
一是物质——利益激励方式。邓小平特别重视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激励与引导。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而社会调控正是通过对社会个体行为的调控达到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调控。因此，要对社会个体的行为进行调控就必须首先尊重他个人的物质利益，由此才能进一步激励个体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大大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二是理想——信仰引导方式。邓小平对社会的调控决不仅仅依靠物质—利益激励的方式，同样非常重视另一种社会调控方式——理想—信仰引导方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运用共同的理想、信仰对整个社会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而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时，邓小平还注意引导人们不要空谈理想，要把崇高理想逐步变为现实的脚踏实地的作风，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三是纪律—法律约束方式。仅靠理想和信仰的引导还不足以把整个社会团结起来，还要靠纪律和法律的约束。理想和信仰的调控方式主要具有一种引导的功能，而纪律和法律的调控方式则主要具有一种约束功能，它能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约束，维护社会的稳定。邓小平也一贯重视法制建设，并通过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使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行为有法可依，一举扭转了“文革”中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而纪律—法律调控方式也一改“文革”中对人们的观念进行严格的强制性控制的方式。由此可见，邓小平通过纪律、法律等制度性的规章实现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约束，从而也实现了社会调控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 
四是舆论——信息调节方式。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舆论对人们行为的调节与引导，他曾指出，“文艺创作要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认识那些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危害性，从而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

，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的舆论在社会调控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将政府与人民群众更多地联结起来，沟通二者之间的行为，一是宣传和解释政府社会调控的决策和所实施的行为，二是听取和反映决策后和调控行为实施后人民群众的意见，从而形成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邓小平的社会调控体制正是通过总体性的社会调控范式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具体的社会调控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系统的调控，使整个社会系统向着社会调控目标前进。但社会调控目标的最终实现还不仅要依靠符合实际的调控体制的确立，而且要在社会调控实践中具有高超的社会调控艺术，才能协调和处理好社会调控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把握好社会调控度，应对和解决这其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 
四、邓小平的社会调控艺术及其对社会调控度的把握 
在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中，调控目标的确立和调控体制的建构，同高超的调控艺术相结合，才保证了社会的合目的运动与发展。而社会调控艺术的实质是社会调控中各种关系之间的张力度即社会调控度。这种张力度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三对关系上，一是效率与秩序，二是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三是全球一体化与国家民族性。正是在这三对关系之间调控度的娴熟把握中，展示了邓小平理论所体现出的调控社会发展的智慧和高超的社会调控艺术。 
效率与秩序都是达到社会发展目标的条件，效率是社会发展活力的体现，而秩序是社会稳定的体现。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 
第一，不维护无效率的秩序，不追求无活力的稳定，如果秩序不能保证效率的提高、稳定不利于社会活力的增加，就必须予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更是如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在这里，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到了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的“一大二公三纯”上，不是体现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上，应该体现在生产力更为迅速的发展上，体现在物质生产实践不断推进的速度上，正是在这种“效率”的追求下，邓小平相应地开始了他对“秩序”的调整。 
第二，社会效率是有秩序的高效率，秩序的获得又与社会调控主体驾驭社会的能力相联系，因此，效率与秩序的调控度，在于把握好民主自由和调控能力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从根本上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和持续发展。针对我党历史和整个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民主表现在政治目的上，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他一再强调，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社会主义民主表现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