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冷战的结束极大地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及随之出现 的国家间关系的新的互动，迫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以冷战结束为界标 ，我们可以把日本的对非外交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本文在简要概述冷战 时期日本对非外交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冷战后日本对非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基本动因。
一、冷战时期日本的对非外交
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注：二战前，非洲只有埃 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日本同埃塞俄比亚曾有过一定的接触，双方 在1930年前后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皇室关系，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侵 犯埃塞俄比亚，日本公开支持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动，拒绝承认埃流亡政府，双方关系随 即破灭。)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神话的彻底破产及和平主义的普遍兴盛，美国单 独的军事占领及其在日本推行的比较全面的民主化改造，使日本外交战略得以形成的国 内外环境彻底改观。冷战时期，日本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一条明显不同于二战前的外交 战略，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以“日美同盟”和“经济中心主义”为其两大支柱。由于此， 日本得以在美国的经济扶植和核保护伞下，积极利用有利的国内外资源专注于经济和科 技的振兴，以此逐步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这一外交总框架从根 本上决定了日本对非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取向。
就战略层面而言，日本对非外交体现了明显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特征 。(注：Peter J.Schraeder,“Japan'Quest for Influence in Africa”,CurrentHistory,May 1999,p.232.)
在策略层面上，日本强调通过援助来渗透非洲国家市场的目的，以促进日本的对外贸 易与投资。
但是，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均衡地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以资源和经济潜力为 标准把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列为核心国家(key countries)(注：Jun Morikawa ,Japan and Africa:Big Business and Diplomacy,Africa World Press,
Inc.,p.15.) 之列，并对这些国家施以重点援助。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因素在日本对非外交中并没有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尽管日本在 处理其他外交事务时多以“日美协调”为基础，对外政策也深深打上了“美主日从”的 烙印，但其对非外交相对来讲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日本冷战时期的对非外交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强度不同的阶段。1973年之前是日本对 非外交的初创期。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为日本直接与非洲国家进行接触提 供了机会。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会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和 加纳6国的代表。这一时期，日本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1957年埃塞俄比 亚皇帝塞拉西斯访问了日本，这是二战后访问日本的第一位外国元首。50年代，日本相 继与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了初步的经贸合作关系。不过，由于 当时日本面临着日苏邦交正常化、加入联合国等诸多紧迫问题，加之在日本看来非洲并 不具有解决燃眉之急的功效，因而没有真正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迅速加强了对非外交的力度，显著地提升了非洲在其 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一方面，日本加紧拓展在非洲的能源市场，南非是其重中之重。19 75年，日本同南非的双边贸易额是17.4亿美元，而在1988年则迅速升至39.8亿美元。19 82年，日本首次成为南非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占当年南非总出口量的15.6%。另一方面 ，日本对非援助出现了超常规增加的趋势。从整个非洲来看，1970年至1973年间日本 对 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2.3%，1980年至1983年占10.7%，1988 至1 990年间上升至13.3%，至此非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日本对外援助的第二大接受国。( 注 ：Howardt Stein,“Japanese Aid to Africa:Patterns,Motivation and the Rol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5,No.2,19 98 ,p.25.)日本之所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一方面由于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 日 本于1964年加入了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因而在世界经济 发 展事务中的权利和责任相应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受到1973年能源危机的猛烈冲击， 日 本国内有关“经济安保”和“综合安全保障”的观念迅速增强，对外寻求原料供应的 愿 望更趋积极。因此有学者认为，70年代日本对非援助的扩大，本身就是能源危机后日 本 出于开拓新的能源市场的结果，是日本加强其“新重商主义”外交的必然结果。(注 ：D ennis T.Yasutomo,The New Multilateralism in Japan'Foreign Policy,St.Martin' Press,
1995,p.7.)
二、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动向
冷战结束初期，随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完全确立，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 的欲望迅速膨胀。基于日本跨世纪的总体外交和战略目标实施考虑。日本对非政策也由 单纯强调经贸利益转向全面介入，不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以求全面扩大在非 洲的影响力。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重商主义”特征已明显减
1.争取非洲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其一，冷战后日本已多次召开了涉及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型国际会议，表明其全 面介入非洲发展事务的决心和能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93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东 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它表明日本对非外交已超越了原有的双边关系模式， 将对非外交纳入了其全球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1998年10月，日本与联合国、非洲全球 联盟三方合作，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其规模空前，共有51 个非洲国家、11个亚洲国家、18个欧美国家及4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2003 年10月，日本将在东京举办第三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其二，日本多次重申将一如既往地对非洲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目前，日本已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第二大援助国。1998年，在国内经济并不景气的 情况下，日本仍向非洲国家提供了9.5亿美元的双边发展援助，占其对外公共发展援助 《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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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战时期日本的对非外交
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注：二战前，非洲只有埃 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日本同埃塞俄比亚曾有过一定的接触，双方 在1930年前后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皇室关系，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侵 犯埃塞俄比亚，日本公开支持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动，拒绝承认埃流亡政府，双方关系随 即破灭。)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神话的彻底破产及和平主义的普遍兴盛，美国单 独的军事占领及其在日本推行的比较全面的民主化改造，使日本外交战略得以形成的国 内外环境彻底改观。冷战时期，日本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一条明显不同于二战前的外交 战略，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以“日美同盟”和“经济中心主义”为其两大支柱。由于此， 日本得以在美国的经济扶植和核保护伞下，积极利用有利的国内外资源专注于经济和科 技的振兴，以此逐步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这一外交总框架从根 本上决定了日本对非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取向。
就战略层面而言，日本对非外交体现了明显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特征 。(注：Peter J.Schraeder,“Japan'Quest for Influence in Africa”,CurrentHistory,May 1999,p.232.)
在策略层面上，日本强调通过援助来渗透非洲国家市场的目的，以促进日本的对外贸 易与投资。
但是，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均衡地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以资源和经济潜力为 标准把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列为核心国家(key countries)(注：Jun Morikawa ,Japan and Africa:Big Business and Diplomacy,Africa World Press,
Inc.,p.15.) 之列，并对这些国家施以重点援助。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因素在日本对非外交中并没有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尽管日本在 处理其他外交事务时多以“日美协调”为基础，对外政策也深深打上了“美主日从”的 烙印，但其对非外交相对来讲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日本冷战时期的对非外交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强度不同的阶段。1973年之前是日本对 非外交的初创期。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为日本直接与非洲国家进行接触提 供了机会。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会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和 加纳6国的代表。这一时期，日本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1957年埃塞俄比 亚皇帝塞拉西斯访问了日本，这是二战后访问日本的第一位外国元首。50年代，日本相 继与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了初步的经贸合作关系。不过，由于 当时日本面临着日苏邦交正常化、加入联合国等诸多紧迫问题，加之在日本看来非洲并 不具有解决燃眉之急的功效，因而没有真正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迅速加强了对非外交的力度，显著地提升了非洲在其 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一方面，日本加紧拓展在非洲的能源市场，南非是其重中之重。19 75年，日本同南非的双边贸易额是17.4亿美元，而在1988年则迅速升至39.8亿美元。19 82年，日本首次成为南非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占当年南非总出口量的15.6%。另一方面 ，日本对非援助出现了超常规增加的趋势。从整个非洲来看，1970年至1973年间日本 对 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2.3%，1980年至1983年占10.7%，1988 至1 990年间上升至13.3%，至此非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日本对外援助的第二大接受国。( 注 ：Howardt Stein,“Japanese Aid to Africa:Patterns,Motivation and the Rol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5,No.2,19 98 ,p.25.)日本之所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一方面由于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 日 本于1964年加入了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因而在世界经济 发 展事务中的权利和责任相应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受到1973年能源危机的猛烈冲击， 日 本国内有关“经济安保”和“综合安全保障”的观念迅速增强，对外寻求原料供应的 愿 望更趋积极。因此有学者认为，70年代日本对非援助的扩大，本身就是能源危机后日 本 出于开拓新的能源市场的结果，是日本加强其“新重商主义”外交的必然结果。(注 ：D ennis T.Yasutomo,The New Multilateralism in Japan'Foreign Policy,St.Martin' Press,
1995,p.7.)
二、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动向
冷战结束初期，随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完全确立，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 的欲望迅速膨胀。基于日本跨世纪的总体外交和战略目标实施考虑。日本对非政策也由 单纯强调经贸利益转向全面介入，不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以求全面扩大在非 洲的影响力。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重商主义”特征已明显减
弱，取而代 之的是日益增强的“大国外交”意识。
1.争取非洲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其一，冷战后日本已多次召开了涉及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型国际会议，表明其全 面介入非洲发展事务的决心和能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93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东 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它表明日本对非外交已超越了原有的双边关系模式， 将对非外交纳入了其全球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1998年10月，日本与联合国、非洲全球 联盟三方合作，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其规模空前，共有51 个非洲国家、11个亚洲国家、18个欧美国家及4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2003 年10月，日本将在东京举办第三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其二，日本多次重申将一如既往地对非洲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目前，日本已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第二大援助国。1998年，在国内经济并不景气的 情况下，日本仍向非洲国家提供了9.5亿美元的双边发展援助，占其对外公共发展援助 《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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