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福利会建设看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宋庆龄认识国家内部民主和团结对于祖国的发展极为重要。她认识到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本质，发现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部矛盾，认为这不利于反法西斯战争，更不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在1943年9月18日《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她大声疾呼道，“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保盟公开宣称它是争取民主的救济，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区还是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只要有需要，保盟就提供帮助。“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她认为国民党政府垄断了中国和国际救济团体和支持者的接触机会，一方面篡夺中国人民反日侵略战争的果实，另一方面还侵吞救济基金，压迫人民大众。她揭露国内政治封锁导致游击区几近三年没有得到任何武器、金钱和医药的援助，这与救济工作的公平待遇原则不相符合，因此保盟的援助应当向这些地方予以适当的倾斜。保盟不是代表一部分的利益团体，而应当是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组织，代表中国的人民大众与国外的友好支持者取得直接联系。
宋庆龄自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直至他逝世以来，一直在对孙中山的革命实践进行思考和总结。1956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中国共产党担起了他（孙）的使命，并且又经过了多年的艰苦斗争，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此后，又领导他们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66年，她对孙中山的思想变化进行总结：孙中山之所以决定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因为他在不懈寻求失败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必须遵循列宁的道路，以广大民众作为基础的革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此当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作提出异议时，他坚持原则地提出：反对者可以退出革命——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对此描述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加入那些真正希望看到中国在世界上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的行列。”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宋庆龄发现：现实存在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相比，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热忱涌现在各条战线上。她认为这归功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将中国福利会的事业重心转移到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培养建设者和社会主义接班人。当时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中国福利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宋庆龄总结了中国福利会的积累和经验，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从这个时期起，中国福利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在党的领导下协助开展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验性工作。她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公谊服务会等组织进行合作，进行战争和灾害救济工作，帮助中国进行卫生和复兴方面的计划。中国福利会建立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和儿童剧团，还创办了针对高年级小学生群体的《儿童时代》杂志，精心培育祖国的下一代。宋庆龄认为中国福利会开展妇女儿童的事业，就是团结“愿意为孩子们争取和平和安全的人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她认为“老一辈人们的责任不仅在于争取时代的进步，而且还在于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能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
爱国主义是宋庆龄思想发展的基础和进步发展的动力。她通过建设中国福利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帮助中国卫生等方面的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以下几点特点：
第一，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在爱国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国际援助不是乞讨和施舍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在保盟成立之初，宋庆龄在1938年5月1日《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提出国际组织机构援助中国是他们应尽的国际责任，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在通过抗日战争的方式帮助着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和人民，因此任何形式的援助都不能是对中国人民的“恩赐”或者“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同时，她也提出承诺，当中国成长为一个新的、强大的、民主的国家时，也会给这些曾经帮助过中国的国家和人民更多的帮助。在1943年9月《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她再次强调道“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通过这些方式，宋庆龄为外国对于中国的援助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家挺直了在国际舞台上的脊梁。
第二，国内救济是对民主的支持，是公平、一视同仁的帮助。宋庆龄认为，她所从事的福利工作是一种公平的、一视同仁的帮助，这和“慈善工作”有着极大的区别，更没有半点“施舍”的心理。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争，中国各个地方都遭受创伤需要援助，因此对于需要援助同时愿意自力解决困难的所有地方、所有人民，都应该提供帮助。1941年，她提出保卫中国同盟应该要“始终保持着向受难平民和自由中国任何地区、任何军队的伤兵提供公平的治疗和公平的救济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进一步思考福利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在《福利工作和社会主义》（1958年6月）中总结道，“帮助和被帮助的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同胞，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生活中进行合作。”宋庆龄认为不应将福利工作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局限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设方面，更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中国福利会发放援助物品和资金的时候，始终通过公正廉洁的渠道，发放给最需要的地方。通过这种公平的行事方式，开展福利工作可以“在人的关系上形成人人做出最大贡献
《从中国福利会建设看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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