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一直关注着如何使人民的意志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然而，在邓小平看来，民主和自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始终孜孜以求；作为实现社会活力的手段，民主、自由又必须与我们党驾驭社会秩序的能力相适应。如果社会调控主体有能力驾驭社会，那么，就应该使社会生活尽可能自由，使社会充满活力；一旦社会调控主体无力驾驭，自由就会使社会陷入无序，因而，民主、自由要稳步推进。稳要稳在民主、自由的获得要与社会法制建设相联系，法制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也使民主和自由存在于法制之中。邓小平在通过市场社会的建构使社会充满发展活力的同时，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健全各项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想通过这种制度性调控机制形成稳定的秩序。制度性调控机制的主体是社会的制度化存在，它是“人”这一主体被隐含或“不在场”条件下的社会调控，它是主体将调控机制中的“目的”通过规范性的制度予以体现和保证。因此制度性调控机制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便具有严格的规约性，在实施过程中不易受个人因素的影响。 
社会调控的总体目标说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而这两者又是互推互动的。邓小平在调控中国社会的发展时，始终把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与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地探索和建构中国这一特殊社会系统中二者的内在联系和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保持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整合机制：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国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物的发展水平过低，严重限制了人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劳动者素质的普遍偏低，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又远远不能满足物的发展的要求，这就使我国社会的发展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使中国找到了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当把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后，物的发展不仅为人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通过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直接改造着人，通过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也是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正是以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整合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凝聚各种社会力量，整合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 
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的话，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起到了中国社会发展加速器的作用，它更加迅速地激励着我国社会系统中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 
从物的发展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再加上后来对市场经济的人为抵制，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愈发显露出来。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因素的出现使邓小平注意到了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因此，他大胆地突破了过去的理论“禁区”，实事求是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那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加速物的发展的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构的意义还在于人的发展方面，马克思说过：“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8～109页。）因此，正是经过市场的普遍交换机制才使人逐渐走向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推向市场，使其成为经济运行和社会

运行的主体，人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的承担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利益激发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平等竞争的原则提高了群众的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反过来加速了物的发展。 
纠偏机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邓小平在调控社会发展时，为了避免西方现代化和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人的物化现象，在调控机制中特别建构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纠偏机制。 
邓小平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既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应该说，两个文明的发展程度并不总是平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能够将两个文明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67页。）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社会发展机制，消除了人的发展过程中的物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的发展建立了自己的评价尺度，使人的发展在物的发展的基础上，同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邓小平对人的发展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科学地概括了它所包含的内容，并针对其与物质基础紧密关系的不同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内容，即教育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前者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人的发展虽然脱离不了物的发展的基础性制约，但这并不排斥人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精神文明就是为社会系统中人的发展提供了与物的发展不同的评价机制，从而也确认了人的发展在社会领域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独特规律性。二是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机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随着世界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交通、通讯手段的完善，整个世界的联系也更趋密切。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基础的民族国家，其权力影响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处理本国同世界的关系变得极为重要。邓小平在这一关系的调控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这一关系的理论底蕴是全球一体化与国家民族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全球一体化不是经济社会的同质化，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当代西方许多“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一体化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融。在邓小平看来，全球一体化与国家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民族国家的消亡为代价的，而是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相互融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的整体性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为基础。全球一体化首先表现为全球的整体性，整体性是多样性中的整体性，世界的多样性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殊异性，没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世界就不再是多资多彩、充满生机的世界。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二是全球利益的重要性与民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相互依存。全球利益的重要性是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方面，而全球利益的重要与否，往往与民族国家能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有了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全球利益才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普遍利益。否则，某些大国就可能打着“全球利益

《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