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
【 正 文 】
在领导中国这一庞大的社会系统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社会调控思想。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调控思想的理论体系，是我党我国关于社会调控问题研究上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在社会调控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如何研究和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的总体性转换
毛泽东与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在对中国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进程实施的调控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调控思想。他们在调控社会系统时，虽然有着指导思想上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但同时存在着结构上的整体转换。
毛泽东对本国社会调控的探索主要肇始于新中国的建立，是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相伴而生的。毛泽东在认识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时，虽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总的说来他坚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关系方面，他在调控社会的结构性秩序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上的先进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之处，而本国社会系统之所以不能发展到他所设想的那种状态，盖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尚未达到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的要求，还制约着生产力水平的发挥，因此要“抓革命，促生产”。然而随着后来他“左”倾思想的发展，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就是要纯化生产关系，通过达到纯粹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狠抓阶级斗争，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经同苏联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但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中苏两党之间就国际共运某些重大问题产生了较大分歧。60年代中苏两党大辩论后，很快由党见分歧转入国家关系的恶化。此时，毛泽东认为苏共已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担心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反斯大林的事情会在中国重演，同时将中苏论战中对苏联历史教训的总结不适当地搬用到对国内社会结构的认识和社会调控上来。他强调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愿让中国也变成修正主义。基于这一思路，他调控中国社会开展了国际反修、国内防修的活动。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对社会发展制约最大的是生产力的基础薄弱，中国过去所“塑造”的生产关系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非但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而且阻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调控社会结构性秩序的思路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使原来被拔高了的生产关系适当地“回落”到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努力调控社会系统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所以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不同，不仅是由于他总结了前几十年我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长期搞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而且时代背景的变迁也为他认识本国社会提供了依据。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与此同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再依靠战争手段来解决，经济竞争已成为社会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主要手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51页。）由此，他果断地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强调社会结构中生产力要素的决定作用时，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命题。正是由于邓小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员队伍，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层建筑也逐渐发生了巨大改变。同时，邓小平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强调，重新阐释了被“四人帮”扭曲了的“红”与“专”的关系，强化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正是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每个社会个体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联系。
综上所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背景下，二者的社会调控思想实现了一种总体性转换。即毛泽东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中生产关系的提高带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而邓小平则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正是在这一总体性特征统摄之下，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其完整的社会调控思想体系。
二、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思想
社会调控背景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但如果具体地来看，邓小平通过设定正确、有效的社会调控目标，又反过来强化或改变着社会调控的背景，从而进一步有利于此后的社会调控行为的实施，使社会调控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从社会调控机理上说，目标也是社会调控的根本。从社会调控目标的性质上看，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发展性目标，也是邓小平与西方学者社会调控思想的原则性的不同。
在历史上，西方许多学者就曾对社会系统的调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从19世纪的孔德对社会秩序混乱感到的恐惧到迪尔凯姆的对社会“失范”提出的整合，再到当代美国的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罗伯特·金·默顿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理论目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分析，无一例外地不能跳出过分关注“社会稳定”的窠臼。
西方许多学者将稳定的社会秩序看作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实现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稳定则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最先提出“社会控制”的美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爱德华·罗斯在其代表作《社会控制》一书中，系统考察了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调控手段，指出了社会控制的“供给”是由社会稳定的“需求”引起的。他说：“在社会事务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进步。……秩序优先于进步得到珍视（注：［美］爱德华·罗斯：《社会调控》，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279页。）。 因此控制的功能首先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那部宏篇巨著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中也认为，“统治”是“整个社会现象”的基本核心。通过考察，韦伯发现“从纯粹的政治的因素上，一种习惯于牢固的、绝对和平的社会，对一切领域里的秩序和保护（警察）的日益增大的需求，在官僚体制化的方向上发挥着特别持久的作用”（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4～295页。）。从而，在韦伯看来，作为官僚体制化的国家在社会调控（统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提供这种公共产品，保持这种稳定。
邓小平则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爱德华
西方许多学者主张社会调控的目标是抑制社会风险。邓小平虽然也讲要抑制社会风险，但更主张要敢于冒风险，敢于寻找 《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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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中国这一庞大的社会系统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社会调控思想。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调控思想的理论体系，是我党我国关于社会调控问题研究上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在社会调控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如何研究和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的总体性转换
毛泽东与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在对中国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进程实施的调控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调控思想。他们在调控社会系统时，虽然有着指导思想上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但同时存在着结构上的整体转换。
毛泽东对本国社会调控的探索主要肇始于新中国的建立，是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相伴而生的。毛泽东在认识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时，虽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总的说来他坚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关系方面，他在调控社会的结构性秩序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上的先进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之处，而本国社会系统之所以不能发展到他所设想的那种状态，盖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尚未达到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的要求，还制约着生产力水平的发挥，因此要“抓革命，促生产”。然而随着后来他“左”倾思想的发展，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就是要纯化生产关系，通过达到纯粹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狠抓阶级斗争，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经同苏联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但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中苏两党之间就国际共运某些重大问题产生了较大分歧。60年代中苏两党大辩论后，很快由党见分歧转入国家关系的恶化。此时，毛泽东认为苏共已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担心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反斯大林的事情会在中国重演，同时将中苏论战中对苏联历史教训的总结不适当地搬用到对国内社会结构的认识和社会调控上来。他强调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愿让中国也变成修正主义。基于这一思路，他调控中国社会开展了国际反修、国内防修的活动。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对社会发展制约最大的是生产力的基础薄弱，中国过去所“塑造”的生产关系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非但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而且阻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调控社会结构性秩序的思路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使原来被拔高了的生产关系适当地“回落”到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努力调控社会系统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所以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不同，不仅是由于他总结了前几十年我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长期搞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而且时代背景的变迁也为他认识本国社会提供了依据。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与此同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再依靠战争手段来解决，经济竞争已成为社会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主要手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51页。）由此，他果断地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强调社会结构中生产力要素的决定作用时，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命题。正是由于邓小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员队伍，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层建筑也逐渐发生了巨大改变。同时，邓小平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强调，重新阐释了被“四人帮”扭曲了的“红”与“专”的关系，强化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正是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每个社会个体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联系。
综上所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背景下，二者的社会调控思想实现了一种总体性转换。即毛泽东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中生产关系的提高带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而邓小平则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正是在这一总体性特征统摄之下，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其完整的社会调控思想体系。
二、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思想
社会调控背景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但如果具体地来看，邓小平通过设定正确、有效的社会调控目标，又反过来强化或改变着社会调控的背景，从而进一步有利于此后的社会调控行为的实施，使社会调控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从社会调控机理上说，目标也是社会调控的根本。从社会调控目标的性质上看，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发展性目标，也是邓小平与西方学者社会调控思想的原则性的不同。
在历史上，西方许多学者就曾对社会系统的调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从19世纪的孔德对社会秩序混乱感到的恐惧到迪尔凯姆的对社会“失范”提出的整合，再到当代美国的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罗伯特·金·默顿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理论目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分析，无一例外地不能跳出过分关注“社会稳定”的窠臼。
西方许多学者将稳定的社会秩序看作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实现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稳定则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最先提出“社会控制”的美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爱德华·罗斯在其代表作《社会控制》一书中，系统考察了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调控手段，指出了社会控制的“供给”是由社会稳定的“需求”引起的。他说：“在社会事务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进步。……秩序优先于进步得到珍视（注：［美］爱德华·罗斯：《社会调控》，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279页。）。 因此控制的功能首先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那部宏篇巨著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中也认为，“统治”是“整个社会现象”的基本核心。通过考察，韦伯发现“从纯粹的政治的因素上，一种习惯于牢固的、绝对和平的社会，对一切领域里的秩序和保护（警察）的日益增大的需求，在官僚体制化的方向上发挥着特别持久的作用”（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4～295页。）。从而，在韦伯看来，作为官僚体制化的国家在社会调控（统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提供这种公共产品，保持这种稳定。
邓小平则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爱德华
·罗斯恰恰相反，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视野中，“发展”要素要优先于秩序要素。秩序是为发展目标服务的，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社会稳定是社会调控的亚目标。与韦伯强调统治结构对共同体行为的影响不同的是，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他强调确定一个发展目标，以此来引导共同体行为，从而达到社会的发展；对共同体行为进行规范的也不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而是更主要地通过共同体及其行为目标之间的“张力”，以发展目标来“统摄”和规范共同体行为。
西方许多学者主张社会调控的目标是抑制社会风险。邓小平虽然也讲要抑制社会风险，但更主张要敢于冒风险，敢于寻找 《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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