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并不允许农民在各级城市里正式定居。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户籍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采取严格控制政策。新世纪初两年，各地户籍改革变得异常活跃，已有石家庄等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常住户口的准入条件，有的甚至取消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分割。但是，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中，户籍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屏障。此外，由于心理上的惯性作用，户籍仍然有巨大的心理限制效应。
　　　　1.对我国户籍屏蔽现状的分析
　　从现有制度法规看，我国也只能算是半自由的、有限度的劳动力流动体制。目前，虽然流动是许可的，但是限制非常多，如就业限制等。笔者将就业限制归纳为四点：就业手续繁琐；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于市民；没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限制的核心问题还是户口问题。
　　在户籍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户籍歧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来自户籍方面的歧视（参见表10）。
　　　　表10　现实生活中，您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2002年）（总人数307人）  
困难　　　　　　　　　　　　　　　　　位次　　　　　  加权得分
各种针对外地人的限制　　　　　　　　　　1　　　　　　　144
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　　　　　　　　　　2　　　　　　　129
工作机会不多　　　　　　　　　　　　　　3　　　　　　　90
工作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　　　　　　　　4　　　　　　　84
缺乏亲人，常感到孤独寂寞　　　　　　　　5　　　　　　　74
针对外地人的各种收费　　　　　　　　　　6　　　　　　　61
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　　　　　　　54
住所不稳定　　　　　　　　　　　　　　　8　　　　　　　51
生活条件差　　　　　　　　　　　　　　　9　　　　　　　48
害怕生病　　　　　　　　　　　　　　　　10　　　　　　  41

　　
　　表10中，被访农民工对生活条件、医疗、住所等物质条件困难排的位次都比较靠后，而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是主要的，后者是体制和制度原因。
　　因此，虽然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根本性的变革并没有发生。作为一种身份体系的户籍制度给每一个人打上了身份烙印，为每一个人确定了社会地位，此种定位的影响是长期的，亦非短期的变革可以消除。
　　　　2.户籍制度塑造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锁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
　　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注：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反应，体现了同样的滞后特征。在城市里众多农民工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不少农民工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但是，当问到农民工的长远打算时，绝大部分人却回答：准备回家乡。在这里，决定农民工生活目标的，主要是一种观念上和心理上的预期。
　　研究表明，长期户籍制度塑造的农民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并不因短暂的户籍改革而发生变化。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农民工是循环流动的：年轻的不断出来，年纪大一些的就回家乡去了。因此，回家乡是多数农民工的一种生活预期。
　　这里所说的“生活预期”包括两方面。一种是他人预期，即当一个农民工外出时，他的家人对其生活轨迹有一种预期。表11的数据表明，农民工的家庭成员认为，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最终绝大多数一定会回到家乡。
　　　　表11　据农村家人估计，外出农民工今后是否会回家乡定居？（1999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
会回来　　　　　　　　　　　　　　210　　　　　　  89.7
不会回来　　　　　　　　　　　　　

24　　　　　　　10.3
合计　　　　　　　　　　　　　　　234　　　　　　  100.0

　　
　　第二种“生活预期”是外出农民工自己的预期（参见表12）。两种预期虽有差异，但还是可以看出，多数农民工都预期最终是要返回家乡的。这里，显然户籍起着首要作用。
　　　　表12　城市农民工本人对未来的打算（2002年）  
对未来的打算　　　　　　　　　　  人数　　　　　百分比(%)
只是暂时在外面，将来一定回家乡　  62　　　　　　　　20.3
赚到一定的钱后回家乡　　　　　　  84　　　　　　　　27.5
看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就回家　　　  27　　　　　　　　8.8
北京不能发展就到别的地方去　　　  38　　　　　　　　12.4
争取在北京定居　　　　　　　　　  61　　　　　　　　19.9
决不回家乡（回家探亲除外）　　　  17　　　　　　　　  5.6
其他　　　　　　　　　　　　　　  17　　　　　　　　  5.6
合计　　　　　　　　　　　　　　  306　　　　　　　100.0

　　
　　本文第一部分研究证明，农民进城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推动和拉动。这里的数据表明，虽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但是，由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却是一道巨大的心理鸿沟，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是不可逾越的。推拉只对农民工近期的活动发生作用，对于长远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或人生目标设计并不发生作用。对长远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户籍制度。所以，户籍制度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制度结构，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一般自由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通常规律。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严格的“铁律”，这样就在广大人群中建立起一种长久的“生活预期”或“生活目标”，这种“心理定位”的现象一旦出现，几代人都无法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威廉·奥格本“文化滞后”的心理原因。
　　当然，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的人口倾向于返回家乡也与我国特有的土地政策有关系。上文已述，外出农民工在家乡还都拥有土地，不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批失去土地农民流入城市的问题。家乡土地显然也是吸引外出农民工最终返乡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能够在经济萧条时成为农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地还能成为农民养老和还乡的重要依托。此外，农民工返乡还受中国人眷恋家乡、落叶归根等乡土观念的影响。
　　　　3.在锁定生活目标的情况下，传统推拉失效
　　由于上述外出农民工生活预期，一般推拉因素就会发生“变形”甚至失效。
　　首先，它改变了一般流动人口阻碍理论。一般理论认为，当劳动力在城市中受到反向的阻碍因素时，劳动力会从城市返回农村。而对于中国农民工来说，被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是年轻时在城里挣钱，年纪大时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在年轻时遇到再大的阻碍因素，也不会彻底返回到农村（参见表13至表16）。前述农民工外出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在失去工作，没有经济利益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仍然不回去，即使遇到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这从一般推拉理论中无法得到解释，而只有通过分析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才能得到理解。
　　　　表13外出以来是否遇到过完全没有工作的情况？（2002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
遇到过　　　　　　　　　　　  139　　　　　　  45.4
没有遇到过　　　　　　　　　  167　　　　&nbs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