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人更乐于与居委会保持密切关系
*p＜0.05,**p＜0.01 (2-tailed)
笔者的一些个案研究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以最终返回家乡为目标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所以很少与城市居民往来。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工，这样，他们就在城市里形成了一个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小群体内有频繁互动，有事情大家会互相帮忙，甚至团结起来与“外群体”冲突。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对所居住社区没有归属感，将市民视为“外群体”。而作为第二种模式的农民工，是以定居为前提条件的。于是，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尽量与市民、邻居搞好关系，希望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注：T.S.Wu,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Urban Adap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Migration.National-Taiwan-University-Journal-of-Sociology,vol.7(April1971),pp.43-53.）。
那么，多少人准备定居，又有多少人是准备回去的呢？这里有两个估算：一个是农民工家乡亲人估计的（参见表11），认为89.7%的外出农民工会回到家乡；另一个是农民工自己的估计（参见表12），比例比家乡亲人估计的略低一些。此外，从农民工每年是否回家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反映出未来的趋势。1999年在四川农村的调查显示，春节回家的农民工占76.7%，不回家的占23.3%。2002年在北京的调查也显示出农民工与家乡
家庭之间的频繁互动：外出以来，平均回家4次；78.3%的人在3个月以内回过家；82%的人回家以后都花了钱，花钱在1000元及以上的占72.1%，在2000元及以上的占60.1%。可见，农民工与家乡之间的互动是比较稳定的，绝大多数农民工视家乡为自己的归宿。
3.影响农民工形成两种生活目标的因素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工做出留在城市抑或返回家乡的决定呢？这里，我们利用2002年调查的数据，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返回家乡的因素。本调查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对于未来的打算，通过态度差异分类，做出态度差异量表，两端的分值是："1"为决不回家乡，"6"为一定回家乡，由此可以进行相关分析。具体数值参见表18。
表18 影响农民工更倾向于回家乡态度的因素（2002年）
因素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
A.流入地距离家乡的距离 -.181** .003 303
B.受教育程度 -.278**** .000 289
C.性别 .167** .004 289
D.农民工和家人在家乡时的生活水平 .243**** .000 289
E.农民工在城市里挣的钱比他本人 -.163*** .009 259
在家乡时高出的数额
F.来北京的时间长短 -.162** .006 286
G.在城市中职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 -.174** .003 286
**p＜0.01,****p＜0.0001 (2-tailed)
下面，笔者按表中的问题顺序做出分析：
A.流入地距离家乡的距离。相关系数反映出，农民工工作的城市与其家乡的远近对农民工的去留是有影响的，两者为负相关关系。学界过去关于流动距离的研究，多是集中于距离对流动的阻碍方面，即认为距离越远阻碍越大。但是，笔者的数据却证明了两个不同的结论：更多的农民工倾向于长距离流动；越是长距离流动的越不愿意回家乡。中国区域间经济差异很大，距离越远往往经济差异也越大，因此，巨大的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的定居决策。此外，这里也有一个“边际效益心理”（注：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64-76页。）问题，外出距离越远，付出成本越高，越希望交易带来更大的利益。
B.受教育程度。这里证明了“精英流失”现象，即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越是精英，则越倾向于不回家乡。以往的研究也较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注：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69、107页；谭深：《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1996年6月，第3页。），但对流出精英的去向并没有数据解释。表18中，受教育程度与回家乡倾向是负相关关系，即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当然与竞争力有关系，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在城市里面的机会更多；同时，也与一些城市的教育淘汰政策相一致，比如，北京就用教育指标来筛选迁入定居人口。然而，农村精英流失的结果却使农村的发展雪上加霜。
C.性别影响。上文已经证明，在流动距离方面，女性比男性流动得更远一些。表18的数据又一次证据，那些流动得较远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留在城市。从一般印象看，女性比男性适应性更强；女性通过通婚，比男性向上流动率高。
D和E这两项测量经济因素的影响，都比较符合逻辑，即农民工家乡和家人生活水平越高的，越倾向于回家乡；在城市挣钱少的倾向于回去，挣钱多的倾向于不回去。
F和G两项，反映出适应性和成功与否的问题。来北京时间越长的人，门路越宽广，越能适应北京的环境，扎根越稳，越不倾向于回去。同样，判断自己在工作岗位或在竞争中能够得到提升的人，有较强成功感的人，也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四、结论
本文目的是将我国的城乡流动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做出对比。本研究证明，虽然推拉因素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却具有不同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突出特征：
第一，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推拉理论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应用此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可以看到，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是促使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主要动力。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将中国模型与国际模型做对比，虽然在农村失业人口、向城市倾斜政策以及影响流动距离的因素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国际上的农村暴力现象、农村人口无控制增长、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等因素在中国的推拉模式中找不到相同点。
第二，与国际上相比，影响中国推拉的、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户籍因素。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其阻力不只是对一般推力与拉力发生影响，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使得推拉失去效力，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几项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三，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者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形。明明是推力，譬如，城市里面的排斥力量，农民工却可以置之不理，依然涌入城市。所以，这种心理变形反过来也使推力和拉力发生变形。由此，本文提出了农民工的“生活预期”、“生活目标”、“心理定位”等概念来解释农民工的此种心理变形。
第四，上述的所有方面，总结起来是农民工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所谓生命周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形成的生活阶段与生活模式。农民工的生命周期模式简化起来是两个阶段：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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