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取向
主导的一届政府，布什班子将这一传统推 向了新的高度。在此方面，他似乎从里根时代获得了更多的启发。这位同党前任当年所 发起的以“战略防御计划”为核心的军备扩张和将安全战略从“遏制”改为“推回”以 及以善恶对立划分国际关系的理念，已经在布什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了新的、程度更大的 反映。布什上台伊始在NMD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将军费预算提至空前水平的举措就已经 显露出这届政府更加突出军事强权的征兆。“9·11”所印证的NMD并非美国安全当务之 急的事实也丝毫没有削弱他推进这一扩军计划的决心。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助长了美国以武力塑造世界秩序的意志，“9·11”后国 土安全的凸现则促使美国更加倾向于施用武力。诚然，面对惨无人道的恐怖活动，采取 军事手段予以坚决打击是完全必要的。但要确保今后不再遭受恐怖主义灾难，则必须着 眼于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内和国际根源。不少西方舆论指出，本·拉登“基地”组织 之所以向美国发难，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的一种不满和仇恨情 绪，即长期以来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对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见 、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对阿拉伯国家某些腐败政权的支持、以及对伊拉克制裁所导致的 人道主义灾难。(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布热津斯基等著：《大变局：30位国 际顶级学者研制“后9·11”时代的世界格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3 页。)美国旧金山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施蒂芬·聪茨指出，美国所以成为恐怖主义的袭击 目标，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的傲慢、虚伪和贪婪，只有成为国际社会更加负责任的一 员，美国才会变得安全和强大。然而，至少从目前看，美国的反恐政策并不是立足于标 本兼治，也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和修正其不合理的对外政策。布什政府2003年军费预算高 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6.3%，超过了位于其后的15—20个军费支出大国 的总和。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却只有军费开支的约1/20，比其他任何工业发达国家都要少 。2002年3月，布什虽然宣布在今后三年内把对落后国家的援助每年增加50亿美元(即增 加50%)，但同时又提出诸如政府改革、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附加条件。面对频临失控 的巴以暴力冲突，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美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布什政府不仅放弃了其前 任所扮演的推动巴以和谈的调解人角色，继续偏以压巴，反而把中东政策的重点放在对 伊拉克动武之上。这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新的反美浪潮。
最能体现布什对外政策军事强权色彩的莫过于其对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一是 在核战略方面抛弃奉行已久的“消极安全保证”政策，扩大动用核武器的适用范围。“ 消极安全保证”是1978年卡特政府通过国务卿万斯在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上提出的，主 旨是，美国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国家与核国家联合起来攻 击美国及其盟友。此后，历届政府均坚持这一承诺。1996年非洲国家签署《非洲无核区 条约》后，克林顿政府还签署了不对签约国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议定书。然而，到了布什 任内，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1月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除了以对付敌对国家或非 国家行为体的所谓“即刻的、潜在的或意外的紧急情况”为托词外，不对使用核武器设 置其他任何条件，而且还明确列出核打击的7国名单。这说明美国在选择核打击对象时 将不再以对方是否拥有核武器为条件，而是以是否有能力对其构成威胁为前提。此举显 然旨在通过加强核讹诈来贯彻美国的意志。
二是在安全战略上抛弃长期坚持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实行进攻性的“先发制 人”战略。战后50多年来，美国的防务战略虽历经调整，但都没有脱离立足于防御的“ 遏制”和“威慑”的轨迹。“9·11”后，受新保守主义安全理念的支配，布什政府力 图借反恐战争名义冲破防御性战略的束缚。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时称，遏 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适应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今后将对拥有核生化武器的敌对者实施“ 先发制人”的打击。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先发制人”定 为新世纪美国防务战略的支柱。《报告》不仅强调要对紧迫的和现实的威胁进行预先打 击，还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消除长远威胁出现的可能性，称“我们必须调整关于紧迫威 胁的概念，以使其涵盖今天的敌对者所拥有的能力和目标”。即是说，只要敌对者具有 威胁美国的能力，美国就可以对其实施预先打击，而无论这种威胁是否已经迫近或成为 现实。关于“先发制人”战略的实质，美国学者的解读或许更为客观。波士顿大学教授 安德鲁·巴切维奇指出：该战略表明，“布什政府不再将武力视为最后诉诸的手段，更 确切地说，由于美国在军事领域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把军事力量作为发号施令的最 有效的手段”；该战略“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美国在冷战后驾驭全球的野心的最为全面 的表述。不但表明了永远确保美国军事霸权的意图，还将利用武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愿望 表露无遗”。(注：安德鲁·巴切维奇：“布什的宏伟战略”，《美国保守派》(月刊)2 002年11月号。)
四、对待发展中国家更加倾向于干涉主义
“9·11”后，美国把关注重点转向国土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死灰复燃，而 是预示着美国将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更加热衷于干涉主义的政策选择。这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9·11”事件使美国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美国的安 全与别国的安全息息相关，美国的繁荣有赖于别国的繁荣”；‘外界’发生的事情可能 会对他们自身的生活产生重大冲击。中亚的某个失败国家、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课程设 置、安第斯的法治缺失、中亚的毒品交易、非洲的动荡不安等，都会成为影响美国国家 安全的潜在因素。”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空前加深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在 全球各地拥有广泛利益的超级大国，美国把自己的命运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是自然而 然的。问题是面对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多样化的世界体系，美 国往往不愿意本着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互让、协商对话的精神处理同别国的关系 ，而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
其次，“9·11”事件促使美国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被认定支持恐怖主义和秘密 发展核生化武器的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无赖国家”。这集中反映在布什2002年1月发 表国情咨文时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这一政策声明中，认为这三国“ 已经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它意味着今后美国将不再对这类国家采取容忍态度，而是 准备采取一切手段迫其“弃恶从善”，包括必要时动用武力改变它们的政权。布什政府 近来全力投入武力“倒萨”的准备以及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的举措，就是这一政策主张 的具体体现。一旦武力“倒萨”取得成功，将为美国以军事干涉手段推翻他国政权树立 又一个先例，美国将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踌躇满志地实施军事干涉。“邪恶轴心”论的 提出还表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已经超越了“人道主义”的旗号，而是要打出“消除邪 恶、维护正义”的旗帜。
再次，“9·11”事件使美国更加坚信“民主和平论”，认为向海外促进美国的自由民 主和市场经济价值观最终也能够增进美国的安全，并且将之提升到安全战略的高度。正 如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建立在 体现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基础之上。”因 此美国会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所谓“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 义”就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促使它们按照美国模式改革国内体制。
最后，“9·11”事件还加深了美国对于“失败国家”后果的认识。“9·11”以前， “失败国家”主要是被当作人道主义问题看待，“9·11”后则被赋予了战略内涵，认 为一个丧失了对其领土的控制和可靠的及统一的制度的国家对于它的人民、邻国和国际 社会而言是一种威胁，因此帮助这类国家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应该成为一项严肃 《“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取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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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助长了美国以武力塑造世界秩序的意志，“9·11”后国 土安全的凸现则促使美国更加倾向于施用武力。诚然，面对惨无人道的恐怖活动，采取 军事手段予以坚决打击是完全必要的。但要确保今后不再遭受恐怖主义灾难，则必须着 眼于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内和国际根源。不少西方舆论指出，本·拉登“基地”组织 之所以向美国发难，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的一种不满和仇恨情 绪，即长期以来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对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见 、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对阿拉伯国家某些腐败政权的支持、以及对伊拉克制裁所导致的 人道主义灾难。(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布热津斯基等著：《大变局：30位国 际顶级学者研制“后9·11”时代的世界格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3 页。)美国旧金山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施蒂芬·聪茨指出，美国所以成为恐怖主义的袭击 目标，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的傲慢、虚伪和贪婪，只有成为国际社会更加负责任的一 员，美国才会变得安全和强大。然而，至少从目前看，美国的反恐政策并不是立足于标 本兼治，也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和修正其不合理的对外政策。布什政府2003年军费预算高 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6.3%，超过了位于其后的15—20个军费支出大国 的总和。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却只有军费开支的约1/20，比其他任何工业发达国家都要少 。2002年3月，布什虽然宣布在今后三年内把对落后国家的援助每年增加50亿美元(即增 加50%)，但同时又提出诸如政府改革、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附加条件。面对频临失控 的巴以暴力冲突，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美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布什政府不仅放弃了其前 任所扮演的推动巴以和谈的调解人角色，继续偏以压巴，反而把中东政策的重点放在对 伊拉克动武之上。这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新的反美浪潮。
最能体现布什对外政策军事强权色彩的莫过于其对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一是 在核战略方面抛弃奉行已久的“消极安全保证”政策，扩大动用核武器的适用范围。“ 消极安全保证”是1978年卡特政府通过国务卿万斯在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上提出的，主 旨是，美国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国家与核国家联合起来攻 击美国及其盟友。此后，历届政府均坚持这一承诺。1996年非洲国家签署《非洲无核区 条约》后，克林顿政府还签署了不对签约国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议定书。然而，到了布什 任内，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1月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除了以对付敌对国家或非 国家行为体的所谓“即刻的、潜在的或意外的紧急情况”为托词外，不对使用核武器设 置其他任何条件，而且还明确列出核打击的7国名单。这说明美国在选择核打击对象时 将不再以对方是否拥有核武器为条件，而是以是否有能力对其构成威胁为前提。此举显 然旨在通过加强核讹诈来贯彻美国的意志。
二是在安全战略上抛弃长期坚持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实行进攻性的“先发制 人”战略。战后50多年来，美国的防务战略虽历经调整，但都没有脱离立足于防御的“ 遏制”和“威慑”的轨迹。“9·11”后，受新保守主义安全理念的支配，布什政府力 图借反恐战争名义冲破防御性战略的束缚。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时称，遏 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适应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今后将对拥有核生化武器的敌对者实施“ 先发制人”的打击。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先发制人”定 为新世纪美国防务战略的支柱。《报告》不仅强调要对紧迫的和现实的威胁进行预先打 击，还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消除长远威胁出现的可能性，称“我们必须调整关于紧迫威 胁的概念，以使其涵盖今天的敌对者所拥有的能力和目标”。即是说，只要敌对者具有 威胁美国的能力，美国就可以对其实施预先打击，而无论这种威胁是否已经迫近或成为 现实。关于“先发制人”战略的实质，美国学者的解读或许更为客观。波士顿大学教授 安德鲁·巴切维奇指出：该战略表明，“布什政府不再将武力视为最后诉诸的手段，更 确切地说，由于美国在军事领域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把军事力量作为发号施令的最 有效的手段”；该战略“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美国在冷战后驾驭全球的野心的最为全面 的表述。不但表明了永远确保美国军事霸权的意图，还将利用武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愿望 表露无遗”。(注：安德鲁·巴切维奇：“布什的宏伟战略”，《美国保守派》(月刊)2 002年11月号。)
四、对待发展中国家更加倾向于干涉主义
“9·11”后，美国把关注重点转向国土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死灰复燃，而 是预示着美国将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更加热衷于干涉主义的政策选择。这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9·11”事件使美国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美国的安 全与别国的安全息息相关，美国的繁荣有赖于别国的繁荣”；‘外界’发生的事情可能 会对他们自身的生活产生重大冲击。中亚的某个失败国家、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课程设 置、安第斯的法治缺失、中亚的毒品交易、非洲的动荡不安等，都会成为影响美国国家 安全的潜在因素。”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空前加深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在 全球各地拥有广泛利益的超级大国，美国把自己的命运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是自然而 然的。问题是面对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多样化的世界体系，美 国往往不愿意本着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互让、协商对话的精神处理同别国的关系 ，而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
，视自己为“正义”的化身和负有“天定使 命”的“救世主”和“执法官”。“9·11”后，布什一再宣称美国有责任担当起促进 自由的“伟大使命”的领导重任。这一自我定位与有增无减的军事强权意志和霸权主义 心态相结合，必然会导致美国更加倾向于以干涉别国内政的方式来塑造美国的安全环境 。
其次，“9·11”事件促使美国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被认定支持恐怖主义和秘密 发展核生化武器的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无赖国家”。这集中反映在布什2002年1月发 表国情咨文时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这一政策声明中，认为这三国“ 已经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它意味着今后美国将不再对这类国家采取容忍态度，而是 准备采取一切手段迫其“弃恶从善”，包括必要时动用武力改变它们的政权。布什政府 近来全力投入武力“倒萨”的准备以及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的举措，就是这一政策主张 的具体体现。一旦武力“倒萨”取得成功，将为美国以军事干涉手段推翻他国政权树立 又一个先例，美国将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踌躇满志地实施军事干涉。“邪恶轴心”论的 提出还表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已经超越了“人道主义”的旗号，而是要打出“消除邪 恶、维护正义”的旗帜。
再次，“9·11”事件使美国更加坚信“民主和平论”，认为向海外促进美国的自由民 主和市场经济价值观最终也能够增进美国的安全，并且将之提升到安全战略的高度。正 如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建立在 体现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基础之上。”因 此美国会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所谓“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 义”就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促使它们按照美国模式改革国内体制。
最后，“9·11”事件还加深了美国对于“失败国家”后果的认识。“9·11”以前， “失败国家”主要是被当作人道主义问题看待，“9·11”后则被赋予了战略内涵，认 为一个丧失了对其领土的控制和可靠的及统一的制度的国家对于它的人民、邻国和国际 社会而言是一种威胁，因此帮助这类国家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应该成为一项严肃 《“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取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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