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纲要
改革、稳定和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一个形势,即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同阶层和群体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冲突。因此,在继续深入改革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在稳定中求得发展是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对社会稳定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社会稳定指标体系,随时监控社会发展的过程,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有关社会稳定指标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曾就“社会预警指标”或“社会风险指标”的建立和构想进行过讨论和探索,(注:参见朱庆芳、宋林飞、吴忠民等学者有关研究。)社会稳定指标虽然与社会预警指标或社会风险指标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社会稳定指标的涵盖面要更广。而且,以社会学的立场来研究社会稳定指标,更为注重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本文试就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构成作一探索,求教于社会学同仁。
根据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稳定是指社会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或耦合。社会系统主要由经济、政体、社区共同体和价值系统所组成,社会系统各个子系统分别承担它们的功能——适应、目标获取、整合、模式维护和紧张处理。社会的稳定就在于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从社会系统理论来说,社会稳定就是社会系统的均衡。广义的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和社区的稳定,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
社会稳定指标主要承担预测、滥测和防范功能。一个系统、全面的社会稳定指标系统将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中删选若干较敏感的指标,用以监测社会稳定状态。因此,社会稳定指标体系主要以“社会”稳定指标为主,兼顾政治稳定指标、经济稳定指标和价值观念整合指标。
目前上海的社会发展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阶段。上海的社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然存在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上海一方面开始形成某些后工业社会特征,但是在产业结构、教育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成分的工业社会因素和某些农业社会的痕迹。上海的社会经济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融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及某些农业社会痕迹在一起的结构。由于三大板块结构尤其是工业社会板块和后工业社会板块的碰撞,将会引发一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上海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建立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
社会稳定实际上是就是社会整合程度,社会整合程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伴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从上海的实际情况来看,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第一,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形成,它们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可能是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原因,其中也包括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生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导致的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第二,随着上海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广大市民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要求较高的生活环境,从而引发有关环境污染、包括绿化等方面的矛盾。第三,市民自主意识的形成,对自身合法利益的诉求,开始形成社会参与包括民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有可能导致个人和集体、市民和政府的矛盾。
从方法论角度看,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建立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上海的市情。我们认为在建立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时必须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1.党的路线、纲领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目标和措施及其理论要有利于社会稳定。
2.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稳定。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使执政党真正成为“三个代表”的象征。并以“三个代表”为尺度,衡量政府工作的目标和效率,评价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3.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稳定指标要衡量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结构与功能的健全及其整合程度。
4.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社会稳定指标要反映社会价值观与信仰、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发生冲突的文化力量的变动状态;要衡量市民的信仰、道德、法律、宗教、习俗和社会风气等精神文明的情况。
5.社会稳定指标资料来源的大部分要在标准化的严格程序下获得,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开的统计资料。
因此,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要反映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政府有效性、利益保障机制和秩序稳定状态。政府有效性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直接反映,它表现为政府有关政策的有效供给,社会的自治能力和状况,社会公正和市民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利益保障机制主要是财富安全、财产安全和职工合法利益的维护等。秩序稳定状态包括家庭稳定、社会救济、社会价值结构和社会公共秩序等。
根据以上设想,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发生频率较高,能够反映社会稳定一般状态的描述性指标(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这一层面的指标测量主要反映的是社会稳定的常态,虽然社会稳定的程度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社会秩序是处于良性运行状态,社会是稳定的。
第二层面是发生频率很低,但一经发生就有可能酿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事件,是社会稳定的突变性指标(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这一层面所表征的现象虽然极少发生,但往往预示着社会由稳定向不稳定的方向变动,发生频率较高,就表明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
第三层面是社会稳定的解释性指标,其中有的虽然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稳定,但是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尤其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政府的有效性体现在三大层面的具体指标之中,也就说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要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转变为具体的政策,有利于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并且在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因此,要使社会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党和政府一方面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另一方面要根据上海社会稳定的状况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在当前尤其是要搞好经济建设。
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和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的关系如下:
附图
由上图可见,社会稳定可以分为两种状态,即一般状态和突变状态,它们都是社会稳定的表现形式或者是社会稳定的表征。社会稳定一般状态也是社会稳定的常见状态,它可以分为高度稳定、中等稳定和低度稳定三种状态。当它达到低度稳定的临界值时,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稳定的突变状态,社会稳定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动乱。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稳定来说,这些因素所含的指标大多数具有领先指标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稳定发生变化的萌芽或原因可以在这些指标中找到。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根本的原因,它既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念,也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变动。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稳定状态的监测主要依赖于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
社会稳定指标体系如下,其中带(*)号的是预警指标,带(-)为反向指标(见表)。
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构成:
·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
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利益保障指数;
·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
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
·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
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度指数、社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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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稳定是指社会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或耦合。社会系统主要由经济、政体、社区共同体和价值系统所组成,社会系统各个子系统分别承担它们的功能——适应、目标获取、整合、模式维护和紧张处理。社会的稳定就在于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从社会系统理论来说,社会稳定就是社会系统的均衡。广义的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和社区的稳定,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
社会稳定指标主要承担预测、滥测和防范功能。一个系统、全面的社会稳定指标系统将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中删选若干较敏感的指标,用以监测社会稳定状态。因此,社会稳定指标体系主要以“社会”稳定指标为主,兼顾政治稳定指标、经济稳定指标和价值观念整合指标。
目前上海的社会发展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阶段。上海的社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然存在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上海一方面开始形成某些后工业社会特征,但是在产业结构、教育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成分的工业社会因素和某些农业社会的痕迹。上海的社会经济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融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及某些农业社会痕迹在一起的结构。由于三大板块结构尤其是工业社会板块和后工业社会板块的碰撞,将会引发一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上海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建立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
社会稳定实际上是就是社会整合程度,社会整合程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伴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从上海的实际情况来看,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第一,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形成,它们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可能是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原因,其中也包括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生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导致的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第二,随着上海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广大市民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要求较高的生活环境,从而引发有关环境污染、包括绿化等方面的矛盾。第三,市民自主意识的形成,对自身合法利益的诉求,开始形成社会参与包括民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有可能导致个人和集体、市民和政府的矛盾。
从方法论角度看,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建立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上海的市情。我们认为在建立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时必须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1.党的路线、纲领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目标和措施及其理论要有利于社会稳定。
2.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稳定。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使执政党真正成为“三个代表”的象征。并以“三个代表”为尺度,衡量政府工作的目标和效率,评价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3.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稳定指标要衡量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结构与功能的健全及其整合程度。
4.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社会稳定指标要反映社会价值观与信仰、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发生冲突的文化力量的变动状态;要衡量市民的信仰、道德、法律、宗教、习俗和社会风气等精神文明的情况。
5.社会稳定指标资料来源的大部分要在标准化的严格程序下获得,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开的统计资料。
因此,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要反映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政府有效性、利益保障机制和秩序稳定状态。政府有效性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直接反映,它表现为政府有关政策的有效供给,社会的自治能力和状况,社会公正和市民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利益保障机制主要是财富安全、财产安全和职工合法利益的维护等。秩序稳定状态包括家庭稳定、社会救济、社会价值结构和社会公共秩序等。
根据以上设想,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发生频率较高,能够反映社会稳定一般状态的描述性指标(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这一层面的指标测量主要反映的是社会稳定的常态,虽然社会稳定的程度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社会秩序是处于良性运行状态,社会是稳定的。
第二层面是发生频率很低,但一经发生就有可能酿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事件,是社会稳定的突变性指标(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这一层面所表征的现象虽然极少发生,但往往预示着社会由稳定向不稳定的方向变动,发生频率较高,就表明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
第三层面是社会稳定的解释性指标,其中有的虽然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稳定,但是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尤其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政府的有效性体现在三大层面的具体指标之中,也就说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要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转变为具体的政策,有利于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并且在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因此,要使社会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党和政府一方面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另一方面要根据上海社会稳定的状况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在当前尤其是要搞好经济建设。
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和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的关系如下:
附图
由上图可见,社会稳定可以分为两种状态,即一般状态和突变状态,它们都是社会稳定的表现形式或者是社会稳定的表征。社会稳定一般状态也是社会稳定的常见状态,它可以分为高度稳定、中等稳定和低度稳定三种状态。当它达到低度稳定的临界值时,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稳定的突变状态,社会稳定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动乱。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稳定来说,这些因素所含的指标大多数具有领先指标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稳定发生变化的萌芽或原因可以在这些指标中找到。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根本的原因,它既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念,也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变动。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稳定状态的监测主要依赖于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
,但也要注意监测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以防社会发生动荡或动乱。
社会稳定指标体系如下,其中带(*)号的是预警指标,带(-)为反向指标(见表)。
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构成:
·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
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利益保障指数;
·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
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
·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
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度指数、社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