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康社会

两番的发展速度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达到18000元。过去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倍，预计今后20年，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持过去20年的增长势头，到2020年达到18840元；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过去2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了3.5倍，其中近10年增长1.6倍，到2000年为2253元。预计今后20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有可能增长3.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到7210元；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近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正处于新的升级过程。2000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46%。预计到2010年下降到40%，2020年前后下降到35%左右；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我国近10年城镇化率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为36.2%。今后20年，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我国将坚持城镇化战略，城镇比率每年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可达56%；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八是大学入学率20%。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为11%。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力度的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我国大学入学率到2005年可以达到15%，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20%，达到25%；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到2000年，我国已达到每千人为2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预计每千人超过3人；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此标准对于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没有设出具体量化指标，所以，只称为一个基本标准。
　　实现这些标准，估计社会指标要难于经济指标。在经济指标方面，如果GDP每年以7.2%的增长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达到35亿人民币，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000美元，肯定没问题，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人均国民总收入4000美元也没问题，中国经济至少有20年以上的高增长，也就是7%至8%的高增长。韩国和台湾那么小的经济，那么点劳动力，从他们经济起飞算起，高增长都持续了40年。从1978年算起，我国起码应该高增长50年。我们有比他们更多的劳动力供给，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把握得好就是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只有更长时间的高增长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农民进城问题、工业化率问题。何谓工业化率？一个国家衡量工业化率一般从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和就业份额两个指标来考核。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50.9%，这表明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但从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看还不理想。2000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份额分别为50%、22.5%、27.5%。20年后这个指标分别应是20%以下，40%和40%以上。通过努力相信也是可达到的。而社会学指标广泛而弹性大。社会学指标主要表现在城市化进程、社会结构的构成、教育与科技的水平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等几个方面。全面小康社会是社会的整体进步，除了经济的发展外，强调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城市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

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发达国家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步入后城市化阶段。我国“小康”发轫之前，由于在户籍、土地、经济、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严格的城市控制政策，延缓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近20年虽急起直追，但目前城市化水平仍在37.7%，这是完成社会学指标需重点攻关的任务。社会结构问题也是社会学指标的一个大问题。全面小康社会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等级结构，其特质是具有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与之相反的传统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模式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社会极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而绝大多数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国际经验验证：“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较小。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伴随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构成，才能深刻、本质地反映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教育与科技方面的社会学指标是众所周知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无疑落后。邓小平在90年代就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虽然在1999年大学已经扩招，但还需努力，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甚至还亚于印度。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受教育程度还有两个指标，一是文盲率，二是成人识字率。2000年我国成人识字率为85%，我国文盲人口老龄人口居多。20年后人口文盲率必然会明显下降，但成人识字率必需要达到95%以上才行。教育上的落后必致科技的落后，这是铁律。社会学指标的人均寿命也要引起重视。2000年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为67岁，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4岁。2020年应该向预期75岁冲击。还有第三产业、就业、食品支出比例、电话、用电量、人口自然增长率等都是相关社会指标，都是要上台阶的。这里还要特别需提及的是中国农民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是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大多数农民富了起来，才能说中国真正富了起来，只有农民的小康水准提高了，才能说中国的小康水准也提高了。农村进入小康，使亿万农民告别贫困。但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提高较慢，这已成了提高小康水准的一个瓶颈问题。面向未来，要认真研究农村小康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措施，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瞄准市场，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抓住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的新机遇，用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指导政策和体制创新，从根本上解决滞后的中国农民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党中央纵观全局，看准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做出的历史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外形势与国内建设的实际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或几个形势有利、特点突出、速度加快的阶段。这样的阶段，实际上就是一种机遇期。而这些阶段的出现，无不与当时面临的形势、所处的环境、具备的条件有关。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就能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反之，机遇来临而不觉，面对机遇而无为，就会延缓发展，造成落后。对此，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人民应该有着特别深切的感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告诫上海市党政领导，“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最后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上海人民英勇奋起，迅速从共和国“后卫”进入改革开放“前锋”：经济发展上，连续10年两位数高速增长，人均GDP从1000美元跃入4500美元仅用15年。浦东开发开放，更是一张白纸画出了最新最美的现代化新城，一举攀登了人均GDP7000美元的全国制高点。今后，中国20年的战略机遇期，首先来自世界经济的结构转变和世界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新一轮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结构经过10年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市场的相对饱和和技术的相对过剩。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甚至徘徊，IT产业和网络技术急需寻找市场和大规模转移的出路。这种转移和结构调整对于中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机遇。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来自亚洲的重新崛起。亚洲市场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和东亚各国正在形成的贸易自由化趋势，将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空前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动也会带来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出现巨额游资向新兴市场流动。因此，增长转快、潜力较大的中国市场势必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选择对象之一。同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相互依存的产业链等都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才能“大有作为”的告诫，在各个时期的各项工作上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的对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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