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价格论”：理念更新与现实意义
。但这又形成了税收活动的表面强制与实质自愿的矛盾。
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市场对政府的直接决定与约束，即政府课税必须在市场同意和批准下进行，才能有效化解，而将政府的课税行为限制在正常规模与适度范围内。这样，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如何将政府征税时的表面强制真正转化为实质自愿，就成为公共财政及税收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西方国家在其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来看，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资本和市场对于专制君主的最初胜利之一，就是将税收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使得政府除了依据税法之外无权征取任何收入，使得政府在税法约束和规范下无法违背市场的根本意愿，而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政府为市场和资本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市场和资本必须确立相应的税收制度，使政府获得应有规模的税收，从而避免了政府对市场的侵犯或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此而形成的是“市场和资本一税法一税收一政府行为”依次决定的关系。在这里，税法代表着市场和资本的意愿，而约束和规范着政府的课税行为。因此，税法的确立，就是税收价格的确定，就是社会公众愿意支付公共产品价格的契约的签署，是对政府征税权的认可和授予，从而使税收的缴纳从根本上看是一种自愿行为，而政府课税则必须依法进行。可见，“税收价格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必须依法征税的问题。
“税收价格论”的政府依法征税观，对我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法制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法制尚未根本建立起来，这在税收问题上尤为突出。至今各级税务机构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计划。一旦依法课税与税收计划任务发生冲突，则只能是税法服从计划任务，收“过头税”或应收不收。
三
在市场活动中，人们之所以愿意支付价格，是为了获得所需产品以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而能否获得“支付”，是产品提供者的活动能否获得社会承认的标志。正是通过同意或拒绝支付“价格”，决定了生产者必须依据购买者的意愿提供产品。因此，“价格”又体现了购买者的根本权益。
对于税收的考察也不例外，也就是不能将对于问题的分析局限于税收本身、还应扩展到政府支出上去。纳税人支付税收给政府，就是为了“购买”自己所需的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就代表和体现了纳税人作为购买者的根本权益。为此，作为公共产品提供方的政府，对已经取得的税收应当如何安排使用，应当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或者说政府支出的具体安排，包括支出的总规模、类别项目及其数额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各项公共服务的数额、质量和内容等，其决定权也同样属于作为价格支付者的纳税人，也都必须由纳税人来决定，即“税收价格”的支付者也同样拥有“消费者主权”。
这样，社会公众不仅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课税行为，而且还将进一步决定着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从而确保了政府支出只能遵循市场和资本的根本意愿。在西方近代史上，新兴资本和市场正是在掌握了税收权之后，通过同意或拒绝纳税，进而控制了全部的政府支出和公债，迫使君主和政府同意向议会提交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同意政府支出必须遵循议会批准的预算来进行，必须接受议会和社会公众的审计与监督，从而形成了政府预算制度，从根本上约束和规范了政府活动。
为此，政府支出具有成本补偿的实质，是收取的“税收价格”对于公共产品的费用支付。这样形成的“税收价格”就意味着，一方面产品购买者所支付的价格将是适度的，既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因为社会公众通过政府预算所作出的公共消费抉择，如同个人消费抉择一样，同样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在“价格”直接约束下，产品提供者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也将是适度和高效的，而不能违背购买者意愿强制推行不适销对路的产品。这样，政府及其财政活动，如同个人产品的购买和消费一样，也必须确保和体现“消费者”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要求。
然而，就个人产品来看，消费者支付价格的购买过程即交换过程，同时就完成了消费者对产品数量、质量和内容等的认可和授权。公共产品则不然，因为它缺乏市场购买过程来直接体现这一认可和授权。市场购买是单个企业和个人一对一进行的，是私人的个人抉择过程，它直接由市场完成；而税收征纳及政府支出，则是政府与无数的社会成员发生的，是通过公共的抉择过程，而不是直接由市场过程来完成的。因此，社会公众仅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税收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法律约束、规范政府的支出。为此，政府支出也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和政治程序的授权来确立。
上述税收价格关系得到理论上的承认，是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它表明，只有依靠社会公众的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我国财政实践中严重的低效、浪费、腐败现象。因此，明确地接受“税收价格”的观念。能动地促进和加快我国税收价格关系的完成，将有助于对政府预算监督的法律权威，使得政府预算详细化、公开化、透明化，使得政府的每分钱、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
总之，“税收价格论”的引入，将引起我国税收观的根本变革，即从原有的计划型税收观，转到市场型税收观上来，将有利于摆脱我国目前税收工作的被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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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市场对政府的直接决定与约束，即政府课税必须在市场同意和批准下进行，才能有效化解，而将政府的课税行为限制在正常规模与适度范围内。这样，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如何将政府征税时的表面强制真正转化为实质自愿，就成为公共财政及税收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西方国家在其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来看，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资本和市场对于专制君主的最初胜利之一，就是将税收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使得政府除了依据税法之外无权征取任何收入，使得政府在税法约束和规范下无法违背市场的根本意愿，而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政府为市场和资本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市场和资本必须确立相应的税收制度，使政府获得应有规模的税收，从而避免了政府对市场的侵犯或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此而形成的是“市场和资本一税法一税收一政府行为”依次决定的关系。在这里，税法代表着市场和资本的意愿，而约束和规范着政府的课税行为。因此，税法的确立，就是税收价格的确定，就是社会公众愿意支付公共产品价格的契约的签署，是对政府征税权的认可和授予，从而使税收的缴纳从根本上看是一种自愿行为，而政府课税则必须依法进行。可见，“税收价格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必须依法征税的问题。
“税收价格论”的政府依法征税观，对我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法制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法制尚未根本建立起来，这在税收问题上尤为突出。至今各级税务机构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计划。一旦依法课税与税收计划任务发生冲突，则只能是税法服从计划任务，收“过头税”或应收不收。
三
在市场活动中，人们之所以愿意支付价格，是为了获得所需产品以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而能否获得“支付”，是产品提供者的活动能否获得社会承认的标志。正是通过同意或拒绝支付“价格”，决定了生产者必须依据购买者的意愿提供产品。因此，“价格”又体现了购买者的根本权益。
对于税收的考察也不例外，也就是不能将对于问题的分析局限于税收本身、还应扩展到政府支出上去。纳税人支付税收给政府，就是为了“购买”自己所需的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就代表和体现了纳税人作为购买者的根本权益。为此，作为公共产品提供方的政府，对已经取得的税收应当如何安排使用，应当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或者说政府支出的具体安排，包括支出的总规模、类别项目及其数额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各项公共服务的数额、质量和内容等，其决定权也同样属于作为价格支付者的纳税人，也都必须由纳税人来决定，即“税收价格”的支付者也同样拥有“消费者主权”。
这样，社会公众不仅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课税行为，而且还将进一步决定着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从而确保了政府支出只能遵循市场和资本的根本意愿。在西方近代史上，新兴资本和市场正是在掌握了税收权之后，通过同意或拒绝纳税，进而控制了全部的政府支出和公债，迫使君主和政府同意向议会提交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同意政府支出必须遵循议会批准的预算来进行，必须接受议会和社会公众的审计与监督，从而形成了政府预算制度，从根本上约束和规范了政府活动。
为此，政府支出具有成本补偿的实质，是收取的“税收价格”对于公共产品的费用支付。这样形成的“税收价格”就意味着，一方面产品购买者所支付的价格将是适度的，既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因为社会公众通过政府预算所作出的公共消费抉择，如同个人消费抉择一样，同样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在“价格”直接约束下，产品提供者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也将是适度和高效的，而不能违背购买者意愿强制推行不适销对路的产品。这样，政府及其财政活动，如同个人产品的购买和消费一样，也必须确保和体现“消费者”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要求。
然而，就个人产品来看，消费者支付价格的购买过程即交换过程，同时就完成了消费者对产品数量、质量和内容等的认可和授权。公共产品则不然，因为它缺乏市场购买过程来直接体现这一认可和授权。市场购买是单个企业和个人一对一进行的，是私人的个人抉择过程，它直接由市场完成；而税收征纳及政府支出，则是政府与无数的社会成员发生的，是通过公共的抉择过程，而不是直接由市场过程来完成的。因此，社会公众仅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税收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法律约束、规范政府的支出。为此，政府支出也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和政治程序的授权来确立。
上述税收价格关系得到理论上的承认，是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它表明，只有依靠社会公众的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我国财政实践中严重的低效、浪费、腐败现象。因此，明确地接受“税收价格”的观念。能动地促进和加快我国税收价格关系的完成，将有助于对政府预算监督的法律权威，使得政府预算详细化、公开化、透明化，使得政府的每分钱、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
脉，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各级人大和社会公众面前，都交由人大决定，都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认可，从而大大提高政府及其财政的活动效率，大大减少浪费、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
总之，“税收价格论”的引入，将引起我国税收观的根本变革，即从原有的计划型税收观，转到市场型税收观上来，将有利于摆脱我国目前税收工作的被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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