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热门课题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其次，“非政府组织”与其他非政府的私人组织类型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是“非营利组织”(Non-profitSector)（注：Lester  M.  Salamon  &  Helmut  K.  Anheier,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an  Overview,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Press,1995,pp.14-15.），尽管它们也许会有经营性活动；但更确切地说，它们所有可能的收入还会用之于它们自身所关注的公益事业，并因而属于“公益组织”。再次，“非政府组织”不拘于地域和行政区划，不拘于参加者的职业身份，而仅仅出于志同道合的志趣而组织在一起，因而是“志愿者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s)（注：Wolfenden  Committee,  The  Futur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London:Croom  Helm, 
 1978.），尽管其工作人员未必没有工资薪水。又次，“非政府组织”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因而学术界又将它们归入与国家处于相对一极的“市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注：Stephen  N.Ndegwa,The  Two  Faces  of  Civil  Society:NGOs  and  Politics  in  Africa,  West
  Hartford:Kumarian  Press,1998,pp.3-5.）；尽管它们与市民社会构成中的那些宗教组织、自娱性联谊团体和政治动员组织有相当的不同，并因而是特殊的“公民组织”(Citizen  Organizations)。
　　总结归纳上述各种概念，对于“非政府组织”便可以形成一种操作性概念：“非政府组织”是由抱持相同或相近志向的志愿者组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成员—领导结构的、超出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之外而独立运作且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关注于特定的或普遍的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其中，民间性和公益性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非政府组织”就是以非政府的方式介入原本应由政府关注的公益事业的组织。（注：World  Bank,Involv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Bank-Supported  Activities,Operational  Directive14.70,  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89.）
　　在这种操作性概念的涵盖范围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极其庞大，因而，学界又不得不首先对之进行类型学研究。一般说来，按照组织成员分布的状况，“非政府组织”可以分为地方性、全国性和跨国性的；但这也与其活动领域的范围大小相关，因而又有关注于地方性公益、全国性公益和跨国或全球问题的不同组织。按照组织结构和层级安排的取向，则有离散性的草根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s)：仅有共同的名称或协调的活动而无严密的组织；或是集中型的全国组织：自下至上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机构。按照活动领域的性质区分，可以划分为普遍性目标指向和特定目标指向两大类，大部分“非政府组织”是在特定的公益领域内活动，以推进和促进特定的公共目标为己任，同时，也有一些组织关注于普遍性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按照“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特征加以区分，即有明确的目标设定、采取积极干预的行动策略的组织与只有行动取向设定、采取温和的广告宣传行动的组织。由此也可由相对于政府的不同位置而区分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从全面合作、批评性合作直到避免卷入；相对于国家体制的关系：从全面适应、要求改革直到保持距离。由此也可看出，上述各种类型区分实际上都是连续谱系式的类型界定；在社会生活实际中，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只是在不同的谱系上居于不同的相对位置而已。
　　因此，学界有人又从生命期的角度展开论述，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看作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发展与更新。这样，从产生之初到现在，“非政府组织”大体经历了四个“世代”的演进。早期的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救济和福利性服务为工作重点，关注于为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维持基本生存性质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质支持，力图缓解社会不平等现象、紧张和矛盾；此为第一代。此后的非政府组织以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为工作重点，致力于面向落后地区或贫困社会的区域性开发援助项目，力图促进和帮助这些地区或社区实现生活水准的改善和提升；此为第二代。第三代非政府组织明确将推动可持续的全面发展作为自身努力的重点，尽管每个组织的功能性目标也许是有限的，但其总的取向则是宏观战略性的，因而它们开始从单纯地提供服务和援助转向着力于制度创设和

政策创新，力图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影响所有相关的公私机构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第四代非政府组织形态初露端倪，尽管在组织功能上变化不大，但这些组织的自我意识有巨大的发展，行动观念亦有明显的改变，它们明确希望结成国际或全国性合作网络，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尽可能广泛地动员大众、尽可能充分地得到政府和营利组织的支持，从而创造出“争取更好的明天”的制度环境。（注：David  Korten,Getting  to  the  21th  Century:Voluntary  Action  and  Global  Agenda,West
  Hartford:Kumarian  Press,1990,p.117.）当然，这种代际描述是就总体的发展趋向而言的，而以个殊性形式存在着的非政府组织则仍然是各具特色的。
　　　　发生学解释与学理性评判
　　正是在上述概念探讨和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集中在两个向度：一是解释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持续发展，二是评判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对于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作用和影响。
　　在解释非政府组织出现和发展的问题上，主要的研究进路有两类：一是从需求方面做出的解释，即认为非政府组织出现和发展关键在于社会存在着特定的需求，因而社会生活客观要求着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这类研究着重考察这些特定的需求究竟为何。另一是从供给方面提出的解释，即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关键在于有特定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因而社会现实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类研究关注于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的变化及其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注：Michael  Edwards  and  David  Hulme,Non-Govern  mental&nbs

《非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热门课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