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热门课题

;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Foreign  Affairs,Vol.73(1994),No.4,p.109.）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在时间上恰好是同步的，因而两者相得益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非政府组织准备了学术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市民社会理论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尽管市民社会论者之间的观点分歧极大，但大都将志愿性、中介性的非政府组织看作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结构要素；这些组织既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训练、必需的机会和手段，同时也为公民自治和自我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必需的组织和形式；正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获得了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进而成为抵御国家权力和职能过分扩张、防止商业市场系统过分侵蚀的根本保障，成为民主政治的牢固基石。在这种理论框架支配下的相关研究特别关注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变迁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具体作用，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日常活动中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它们吸收其成员并动员社会大众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又倾向于将这些组织看作是参与民主的新形式。（注：参见Stephen  N.Ndegwa,The  Two  Faces  of  Civil  Society:NGOs  and  Politics  in  Africa,West  
Hartford:Kumarian,1998;Julie  Fisher,Nongovernments: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West  Hartford:Kumarian,1998；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至于在国际上活动的跨国性非政府组织，学界有人将其看作是在政治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的重要表征。（注：J.Smith,C.Chatfield  &  R.Pagnucco(eds.),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1997,Syracuse  Universi  tyPress.）
　　较之于上述更侧重于社会理论和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而言，有关非政府组织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则显得相对有限和平实，却也不乏新意。就此而论，非政府组织研究与最近十余年来兴起的所谓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

ood  governance)的讨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人们至今仍对治理和善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强调其作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应当由政府与公民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参与这一点上有着基本的认同，在强调社会秩序和权威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和自觉服从的合法性、政治信息必须公开的透明性、公民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性、人人平等且依法统治的法治原则、运作低成本和机构设置合理的效率性是为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素这一点上也有着基本的共识。（注：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正是在这一讨论中，人们将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关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问题且活动于特定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视为新型治理或善治的关键，视为超越传统善政和统治概念及其实践的必行途径。（注：P.Hirst,Associative  Democracy:New  For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Cambridge:Polity,1993.Jan  Kooiman,(ed.),  Modern  Governance: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London:Sage,1993.）在此基础上，有关研究集中于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领域介入政府决策过程的方式及其结果，某些国家的政府如何实行改革以在新的制度空间内吸纳和采用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努力。（注：D.Rajasekhar,Decentralize  Government  and  NGOs;Issues,Strategies  and  Ways 
 Forward,1999;Joseph  Semboja  and  Ole  Therkildsen(eds.),Service  Provision  Under  Stress  in  East  Africa:The  State,NGOs  &  People's  
Organizations  in  Kenya,Tanzania  &  Uganda,1999.）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治理和善治的讨论，就是主张国家权力向由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网络所构成的社会的回归和扩散。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民社会理论思考脉络的延续，尽管其着眼点更偏重于政府和政府政策的改变。
　　与上述论题相关的是，经济发展既是各国公共政策日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重点，因而在有关非政府组织研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集中探讨非政府组织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著述占有相当的份量。长期以来，以探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发展道路为其目的发展经济学，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一向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经济起飞”的前后，由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领导人通过政府的政策选择和执行而推行特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或项目，对于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但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的实践却表明，照搬西方的经验固然大多无效，而所谓政府推动型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困境更是远多于所可能带来的好处。（注：参见［法］勒内·杜蒙和玛丽—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和1984年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诸多从事经济发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非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热门课题(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