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一种社会学解读

的政治路线”，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作“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无条件肯定毛泽东所做的一切，特别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两个凡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后两年的徘徊不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当时，“两个凡是”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碍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进行其它拨乱反正，必须进行这个思想理论上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带头担当此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还处于“批邓”阴影笼罩之下的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党中央， 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 页。）这里，很清楚，邓小平提出的准确地而不是歪曲地、完整地而不是割裂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与“两个凡是”是根本对立的。采取这样的态度，才能真正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这一斗争使邓小平再次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华国锋终于同意邓小平复出工作。1977年7月， 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所以，两年徘徊期，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而言的；而对邓小平本人来说，拨乱反正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来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估计不足是错误的”。（注：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上述正本清源，是邓小平在两年徘徊期中做的富有成效的主要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1982年——展开期中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1975年开始的拨乱反正的结果，又是此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展开。 
首先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离不开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我们看到，无论是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注：《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0页。）的论断，他提倡和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无论是他关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的讲话，等等，都没有离开这一点。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历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和个人崇拜，既充分肯定他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功绩，又如实指出了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把认识转到对毛泽东思想准确、完整加以理解的轨道上来，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没有这样的拨乱反正，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就难以起步，对外开放也无从谈起。 
其次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把这看作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 第141页。） 
正是在这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也正是在这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开始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邓小平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再次是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逐步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邓小平指出，“这也是拨乱反正”。他说：“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这次我们让多余的或者身体不好的老同志退休、离休，或者换到适当的位置（我说的适当位置就是荣誉职务了），什么人来接替？人一定要选好。……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当然，可能有个过渡，一两年内，部长还要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当，特别是刚精简以后。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国务院机构缩小，部委的权力就要加大，部委又要加大企业、事业单位的权力。这也是拨乱反正。”（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0页。） 
林彪、“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混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仅造成了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上的混乱，还造成了经济、教育、科技、管理等各部门和东南西北及城乡等各地区的混乱，不仅混淆了重大的历史是非，制造了遍于国中的冤假错案，还强化了种种压制人们积极性、阻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措施，不仅人为地激化了许许多多原有的社会矛盾，还制造了为数众多类似派性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等等。因此，平反冤假错案，清理重大的历史是非，落实各项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政策，等等，也都是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拨乱反正。 
全面的拨乱反正在1982年基本完成。它为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起步，在十二大以后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不错，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味很浓的命题。第一，即使从“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上也可以看出，它没有离开治乱兴衰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第二，它包含着中外社会学、中外社会思想的两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秩序和进步。就秩序来说，一方面追求大治、有序，一方面避免动乱、失序；就进步而言，一方面追求兴盛、发展，一方面避免衰败、停滞。因此，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拨乱反正、实现发展，一句话，在社会运行的两个方向——横向和纵向，摆脱恶性运行（大乱），进到中性运行，争取达到良性运行（大治），这是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 
邓小平拨乱反正成功原因简析 
首先，找准“乱”的原因，他对我国社会陷入十年动乱的原因、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兴到衰的原因，站在政治的高度，在宏观上作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在江西这3 年4个月的放逐生活中，在这些住“牛棚”的岁月里，他获得了一生中难得的充裕的时间，冷静思考，专心研读。1986年9 月当他谈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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