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一种社会学解读

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2页。）在各种弊端中，他特别注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干部制度等具体制度方面的弊端，他指出这方面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强调说，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其次，拨乱反正的方法对头。拨乱是要反正，是要从乱到治。而要反正就要以正确的东西，反对来自两个极端的错误，既反“左”，又反右，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错对错。邓小平始终是这样做的。正如他多次指出的：“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 第141页。）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 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第三，拨乱反正的态度坚决。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过程，是合理调整长期扭曲化的人们利益关系的过程，是消除多年危害社会运行的许多恶性因素、逐步增加良性因素的过程。它遇到的阻力之巨大、来自两个极端的干扰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旗帜鲜明的态度，是驾驭不了的。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1页。） 
很显然，以上几个方面，也是与“探究治乱兴衰的原因，研究所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中国社会学不谋而合的。 
总之，非常初步的研究表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拨乱反正，与中国社会学在治乱兴衰方面有着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当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还有更广泛的方面，这些笔者正在进一步探讨。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一种社会学解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