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一种社会学解读
【 正 文 】
“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实践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7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1页。 ）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不仅是对这7年的概括， 同时也是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概括。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概括，党史界把1978～1992年这一段历史，再分为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和以全面改革为主要内容两个阶段。因此，从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在内容上也是适当的。
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
被毛泽东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9页。 ）的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用“治乱兴衰”或“治乱盛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当今。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治世”和“乱世”，治世如西周的“文武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初的“康乾盛世”，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作为现实的反映，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思想家那里，不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此后的学者，都有众多的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论述。我们还注意到，生在乱世的思想家往往站在乱世盼治世，虽然他们对各自盼望的“治世”的理解不同；而生在治世的思想家则往往总结过去乱世的经验教训，避免治世再次陷入乱世。总之，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
笔者曾把“治世”和“乱世”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稍作改动，变为良性、中性、恶性运行这样既包括非此即彼、又包括亦此亦彼的三分法，并用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1978年的社会运行状况作过分析，为了简明列表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社会运行状况
时 期 1949～1956 1956～1959 1959～1962 1962～1966
运行状况
良性运行 初步良性
中性运行 中性运行 中性运行
恶性运行 局部恶性
时 期 1966～1976 1976～1978 1978～至今
运行状况
良性运行 良性因素增加
中性运行 转向中性 中性运行
恶性运行 全面恶性 摆脱恶性
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纠正了过去一个非常幼稚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会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现在，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如果再不注意，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给我们上了极其充分的一课。既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加以争取。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中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使之进入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状况，并向我们展示了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转化的现实可能性。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所谓“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毛泽东企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到60年代中，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根子在于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错误地认为，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只依靠党内斗争已不能起到作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即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的办法，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揪出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注：参见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0、247页。 ）毛泽东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很短时间就可以结束，但结束的时间却不以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拖再拖，一搞搞了10年，混乱的局面有增无减，无法收场。他发现他越来越失去了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发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
1975年——试验期中的拨乱反正
谁能使中国摆脱混乱、失序，达到安定团结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怀着矛盾的心情意识到，中国社会要摆脱混乱局面，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起用被他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打倒但又被他称之为“人才难得”、“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邓小平。当然，邓小平得以复出，也离不开周恩来的促进和具体安排。邓小平1975年正式复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邓小平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认为只有通过整顿才能达到“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此后作了说明：“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81页。）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整顿也好，改革也好，拨乱反正也好，第一步都是为了把无序变成有序，恢复被破坏了的正常秩序，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为此，邓小平从影响生产秩序最大的关键——铁路运输开始整顿，进而抓钢铁工业整顿，党的领导班子的整顿、军队的整顿，此外，邓小平还开始抓了农业的改革，领导了科学、教育和文艺的整顿。总之“各方面都要整顿”，并通过整顿“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注：《各方面都要整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5页。）
但是这样的全面整顿，事实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乱，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正，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
1976～1978年——徘徊期中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重，把它看作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他不惜又一次打倒邓小平，并挑选让他放心的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0月7日，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正式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功绩和历史作用无疑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仍然坚持“‘左’的政治路线”，（注：《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提出所谓“抓纲治国”的口号，即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的总纲。正是这种“左”的“抓纲治国”，使他拒绝了尽快停止“批邓”、尽快启用邓小平的正确主张，坚持“‘左’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一种社会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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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实践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7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1页。 ）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不仅是对这7年的概括， 同时也是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概括。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概括，党史界把1978～1992年这一段历史，再分为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和以全面改革为主要内容两个阶段。因此，从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在内容上也是适当的。
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
被毛泽东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9页。 ）的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用“治乱兴衰”或“治乱盛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当今。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治世”和“乱世”，治世如西周的“文武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初的“康乾盛世”，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作为现实的反映，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思想家那里，不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此后的学者，都有众多的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论述。我们还注意到，生在乱世的思想家往往站在乱世盼治世，虽然他们对各自盼望的“治世”的理解不同；而生在治世的思想家则往往总结过去乱世的经验教训，避免治世再次陷入乱世。总之，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
笔者曾把“治世”和“乱世”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稍作改动，变为良性、中性、恶性运行这样既包括非此即彼、又包括亦此亦彼的三分法，并用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1978年的社会运行状况作过分析，为了简明列表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社会运行状况
时 期 1949～1956 1956～1959 1959～1962 1962～1966
运行状况
良性运行 初步良性
中性运行 中性运行 中性运行
恶性运行 局部恶性
时 期 1966～1976 1976～1978 1978～至今
运行状况
良性运行 良性因素增加
中性运行 转向中性 中性运行
恶性运行 全面恶性 摆脱恶性
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纠正了过去一个非常幼稚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会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现在，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如果再不注意，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给我们上了极其充分的一课。既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加以争取。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中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使之进入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状况，并向我们展示了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转化的现实可能性。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所谓“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毛泽东企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到60年代中，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根子在于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错误地认为，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只依靠党内斗争已不能起到作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即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的办法，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揪出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注：参见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0、247页。 ）毛泽东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很短时间就可以结束，但结束的时间却不以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拖再拖，一搞搞了10年，混乱的局面有增无减，无法收场。他发现他越来越失去了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发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
1975年——试验期中的拨乱反正
谁能使中国摆脱混乱、失序，达到安定团结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怀着矛盾的心情意识到，中国社会要摆脱混乱局面，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起用被他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打倒但又被他称之为“人才难得”、“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邓小平。当然，邓小平得以复出，也离不开周恩来的促进和具体安排。邓小平1975年正式复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邓小平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认为只有通过整顿才能达到“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此后作了说明：“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注：《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81页。）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整顿也好，改革也好，拨乱反正也好，第一步都是为了把无序变成有序，恢复被破坏了的正常秩序，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为此，邓小平从影响生产秩序最大的关键——铁路运输开始整顿，进而抓钢铁工业整顿，党的领导班子的整顿、军队的整顿，此外，邓小平还开始抓了农业的改革，领导了科学、教育和文艺的整顿。总之“各方面都要整顿”，并通过整顿“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注：《各方面都要整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5页。）
但是这样的全面整顿，事实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乱，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正，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
乱，反“以改革为总方针”之正。这终于为毛泽东所不容，在“四人帮”的挑拨下，邓小平被再一次打倒。
1976～1978年——徘徊期中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重，把它看作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他不惜又一次打倒邓小平，并挑选让他放心的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0月7日，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正式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功绩和历史作用无疑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仍然坚持“‘左’的政治路线”，（注：《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提出所谓“抓纲治国”的口号，即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的总纲。正是这种“左”的“抓纲治国”，使他拒绝了尽快停止“批邓”、尽快启用邓小平的正确主张，坚持“‘左’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一种社会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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