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生，不仅产生了萨克斯和拉德雷特那样的乐观见解，而且也产生了悲观的见解。例如吴军华认为，即使1997年没有发生货币危机，东亚各国迟早也要面临调整局面，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东亚型发展模式”（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和开发独裁型政治体制）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吴军华：“东亚发展模式的界限”，《周刊东洋经济》，1998年1月17日号）。
　　这里拟就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限度谈谈我们的想法。如前所述，引领泰国高度经济成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泰国等东南亚各国正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仅仅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曾有过为了摆脱80年代中期的、当时人称战后最大的经济萧条而采取或不得不采取了这种战略（这意味着对外资大幅度缓和限制、实行有利的鼓励措施，一句话，就是对跨国企业实行“门户开放”）的历史过程。
　　其次，如果加上外国资本的引进及其促成的产品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需要引进这种类型的工业化所需要的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的话，可以说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原本就是对外来冲击很脆弱的东西。就泰国来看，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其贸易依赖程度急速提高（从1982年的54%提高到1994年的89%），已经越来越依赖制造品的出口了。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骤增带来了进口的迅速增加，经常收支处于赤字状态，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嵌入泰国经济，通过抑制进口来恢复对外均衡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第三是关于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高度评价的东亚的“雁行形态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这种形态的发展中经济发展从中心向周边波及＝产生连锁反应，为此先进国当然必须转移到比较优势产业或高附加价值产业，使经济结构高度化。其特征是，如果转移失败乃至落后，就会以后进国的赶超所致的出口减少和外资撤退（往后进国转移）的形式使“成长的动力”减弱。从这种意义上看，亚洲货币危机最初在泰国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在东亚，泰国位于先进国及地区（日本、韩国、台湾等）和后进国（中国、越南等）之间，处于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等尖端技术型产业双方夹击的立场。
　　第四想论述一下汇率制。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国家要引进外资，就必须保持稳定的汇率，对东亚来说，还具有美国是其主要市场的条件，因而采取了美元联动制（固定汇率制）。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中，外资的引进和产品出口的扩大对其取得成功是不可欠缺的。但是，如果美元联动制下的外资引进没有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乃至没有使该政策发生作用，一般会出现外资流入→国内需求增加→通货膨胀发生→实际汇率升值（国内外的通货膨胀差距率／名义汇率）的情况。换言之，资本的流入应该对进口有利而对出口不利，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的外资引进和产品出口扩大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至泰铢危机发生之前，泰国的实际汇率出现了大幅度降低的倾向，实际上出现了外资流入和产品出口扩大并存的情况。但这不外乎是因为在美元联动制下有了1985年的西方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G5)以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样一种有可能实现出口扩大的有利条件，有了这一条件，这种战略才获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条件失去时，即1995年以后转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时，泰国便从汇率方面迅速地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从这种意义上说，G5以后的亚洲的10年是“G5产生效果的10年”、亚洲的货币、经济危机可以看做是亚洲闯入了“G5后”的新时代，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
　　如上面所探讨的那样，如果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高度经济增长的持续就是“虚构”的，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说通过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所获得的“成功”只有在具备了特别的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所言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而且出现了“雁行形态的发展”、因此不久将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度增长轨道”的见解抱有疑问。这样看来，应该以亚洲货币危机为良机、为了东亚经济的重新起飞、将以往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转换为“自力主导型经济增长”的主张是富有启发的。
　　　　结束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开发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开发》（1996年版）批评了仅以经济增长的尺度来衡量人类进步的以往那种错误的方法，在人类开发就是目的、经济增长是为了进行人类开发的手段、向人们展开选择的余地这种主张下，不仅将经济增长的量，也把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作为课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批评的经济增长的类型有以下5种：
　　(1)没有工作的增长＝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增长；
　　(2)残酷的增长＝经济增长仅使富裕的人们受惠、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长；
　　(3)不能出声的增长＝政治性镇压、独裁政治；
　　(4)不稳定的增长＝人们的文化认同消失；
　　(5)没有未来的增长＝现在的一代浪费未来的一代所需要的资源。
　　下面拟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一基准，探讨一下泰国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这是下一代发展中国家的榜样—的结构和质，以作为本文的总结

。
　　马尔科姆·福尔库斯证实了泰国的收入分配在1960年以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期间产生了相当大的恶化。根据帕斯克·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的考察，关于收入分配，①泰国10%最富的人的收入1981年比10%最穷的人的收入多17倍，到1992年已扩大到了38倍；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确减少了，但减少的数量却是惊人地少；80年代仅仅减少了1-2%，现在约有1200万人不得不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许多人已经跟不上经济的突然繁荣；③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有了扩大。由于农业的停滞（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从1981年的2.5倍扩大到1992年的4倍；而且，④即使是在城市经济内部，收入差距也扩大了。环境破坏也很深刻，森林破坏和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公害甚为严重，在泰国，“生活的质量”已成了主要的问题。此外，就劳动力市场来看，除了从农村移到城市的“廉价的”国内移民之外，还有社会底层的“非法”移民和被“违法”残酷使用的童工，劳动条件很恶劣。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对劳动、健康、安全等许多方面来说，泰国的经济增长是“灾难”。
　　我们已经指出，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话、高度经济增长就会持续下去的见解是“虚构”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被称为“奇迹”的高度经济增长有着上述许多矛盾；进一步说，“奇迹”是依靠国内的农业部门和低工资劳动等的“缓冲器”＝矛盾的缓冲器机能来维持的。
　　就是在这样的泰国发生了这次货币危机。作为从货币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对策，政府于1997年8月5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72亿美元贷款，但同时也接受了该组织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有：①将增值税从7%提高到10%；②提高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费；③让42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停业；④外汇储备维持在250亿以上；⑤经常收支赤字对GNP比1997年降到5%、1998年降到3%；⑥1997年、1998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4%；⑦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定为8-9%；⑧实现均衡财政等，泰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般条件，根据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将实现内外均衡（财政均衡和国际收支的均衡）作为了目标。
　　其结果，泰国实体经济急剧衰退、工资降低、就业不稳定、税收增加、物价上涨、有关生活福利教育的预算削减，平民的生活受到了压迫。但是，这些人与国内外的金融资本及不动产业者不同，与泡沫时期的不动产和股票投机、以及高利资金无缘，不仅像上述的那样没有得到人称“奇迹”的突然繁荣的恩惠，而且尽管被作为“缓冲器”加以利用，但却以上述这些就业不稳定、税收增加、物价上涨等形式被迫支付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所引起的货币、经济危机留下的帐单，这样的不合理状态目前正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保证而存在着。
　　（原载日本北原淳等《东南亚的经济》，日本世界思想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