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将《资本论》中的结论简单照搬到俄国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 在具体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非常强调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指出，俄国的发展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然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10]。
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东方社会的个性，注重具体分析东方社会的所有制关系、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强调国家和民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具体历史环境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这点对于我们的历史哲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1]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几种抉择：一种是搞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就是继续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按照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去执行。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坚持一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繁荣富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增强活力。
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每项重大决策，都是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从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应当承认，我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过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但邓小平没有从原则和教条出发，而是不断地引导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曾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2]。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他们的历史哲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只有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特点出发，善于分析各种具体条件的相互作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历史机遇，才能科学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推动历史的进步。
三
马克思之所以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结论，这并非是他主观情绪的产物，而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揭示的结果。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这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物质根源客观存在的基础上的，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则构成了这一物质根源的核心。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3]。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从客观规律出发，从俄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在他看来，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东方之路，关键取决于俄国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超越的。社会革命必须以生产力水平为前提。俄国社会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它“恰好又生存在现代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14]承认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历史规律是在人类的实践中形成的，历史规律的实现取决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阶级力量的对比、政党和群众的觉悟等多重因素。马克思是从辩证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规律的：一方面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承认主体在选择历史发展道路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承认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性，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性。在一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中，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历史向度的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能够付诸于实现，这便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选择了。事实上，马克思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条件的肯定，也正是对俄罗斯民族选择的认同和尊重。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对历史规律和主体选择关系的辩证把握。在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基本尺度：一个是生产力尺度，一个是人的尺度。这两个尺度的有机统一性，也正体现着邓小平对历史规律和主体选择的科学理解。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判断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主要依据，“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正是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或进步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注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使广大劳动者摆脱贫穷状况，并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消灭剥削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中。当然，消灭剥削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同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
总之，本文认为，从东方社会道路理论的提出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理论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56.503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276.
［5］［6］［9］［10］［1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37；431；130；435；131；444.
［7］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
［8］［12］［15］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382；372.
［13］列宁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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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东方社会的个性，注重具体分析东方社会的所有制关系、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强调国家和民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具体历史环境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这点对于我们的历史哲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1]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几种抉择：一种是搞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就是继续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按照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去执行。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坚持一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繁荣富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增强活力。
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每项重大决策，都是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从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应当承认，我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过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但邓小平没有从原则和教条出发，而是不断地引导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曾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2]。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他们的历史哲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只有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特点出发，善于分析各种具体条件的相互作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历史机遇，才能科学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推动历史的进步。
三
马克思之所以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结论，这并非是他主观情绪的产物，而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揭示的结果。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这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物质根源客观存在的基础上的，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则构成了这一物质根源的核心。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3]。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从客观规律出发，从俄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在他看来，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东方之路，关键取决于俄国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超越的。社会革命必须以生产力水平为前提。俄国社会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它“恰好又生存在现代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14]承认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历史规律是在人类的实践中形成的，历史规律的实现取决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阶级力量的对比、政党和群众的觉悟等多重因素。马克思是从辩证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规律的：一方面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承认主体在选择历史发展道路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承认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性，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性。在一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中，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历史向度的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能够付诸于实现，这便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选择了。事实上，马克思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条件的肯定，也正是对俄罗斯民族选择的认同和尊重。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对历史规律和主体选择关系的辩证把握。在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基本尺度：一个是生产力尺度，一个是人的尺度。这两个尺度的有机统一性，也正体现着邓小平对历史规律和主体选择的科学理解。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判断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主要依据，“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正是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或进步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注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使广大劳动者摆脱贫穷状况，并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消灭剥削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中。当然，消灭剥削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同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
总之，本文认为，从东方社会道路理论的提出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理论上
是有渊源关系的，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理解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56.503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276.
［5］［6］［9］［10］［1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37；431；130；435；131；444.
［7］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
［8］［12］［15］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382；372.
［13］列宁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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