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奥巴马政府军事战略的形成

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谋求“单极独霸”的战略目标与其实际能力之间出现了某种“失衡”。正如2012年的“防务战略指南”所说：“有限的资源和安全需要之间的平衡从未如此微妙”。
　　
　　“9·11”事件后，美国倚仗冷战后十年积蓄的雄厚国力，高举反恐大旗，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略扩张态势咄咄逼人。然而，这两场战争也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实力，牵制了其扩张势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更令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也使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二战以来“最糟糕的局面”：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债台高筑。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勉强维持在1%——1.5%的低水平。2009年，美国经济总量大幅收缩，创近60年来最严重衰退纪录。经济下滑导致贫困人口和失业率屡创新高，2008年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9%——10%的高位徘徊，并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状况也持续恶化。2009、2010和2011年，美国政府赤字分别高达1.41万亿、1.29万亿和1.3万亿美元。由于大举借债，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2011年甚至超过16万亿美元，险些成为债务违约国。更糟糕的是，低迷的美国经济令国际社会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产生了质疑，导致信任危机。
　　
　　（二）反恐形势发生改变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凭借超强的军事实力连续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奉行的是以反恐战争为核心任务、以“单打独斗”和大规模军事打击为主要方式的军事战略。经过十年的反恐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随着“基地”组织头目的相继落网和毙命，其力量已大为削弱，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另一方面，战后伊、阿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不仅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而且严重迟滞了美国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就已启动的“战略东移”进程。基于上述形势，美国做出两点判断：一是虽然恐怖主义仍是目前最大最重要的威胁，但其威胁性正在逐步降低，其地位正逐渐被国家威胁所取代。因此，过去那种“反恐压倒一切”的做法必须得到纠正；二是为取得最终胜利，美国必须全面调整反恐策略。
　　
　　为尽快“除旧迎新”，奥巴马政府在吸取过去反恐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精确反恐”和“综合反恐”的理念，试图通过转变作战方式、加强综合治理、扩大国际合作等途径提高反恐效益。美军击毙本·拉登的案例即表明，美国可以通过新的、成本与风险更低的手段实现其目标。
　　
　　（三）亚太地区重要性上升
　　
　　小布什政府时期，受反恐战争影响，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相对后移。奥巴马上台后即着手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前沿部署，逐步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③2011年出台的军事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战略重点和利益关注点将越来越多集中在亚太地区”，这一年，也成为美国高调全面“重返”亚太地区之年。④对美国而言，亚太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世界经济中心回归亚太。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奥巴马认为，复兴经济是美国的实力之源和安全之本，而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亚太。11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同时，也不断深化与日本、印度和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试图利用其传统的军事安全优势扩大地区影响，凸显其在亚太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为美国的经济介入创造条件”。⑤
　　
　　其二，世界权力中心向亚太转移。随着经济实力的整体增强，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也显著提升，世界权力中心向亚太转移的趋势日渐明显。在权力转移的艰难过程中，亚太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舞台。因此，美国早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就已开始对其全球战略布局进行调整，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在被反恐战争“耽误”了十年之后，美国迫不及待地重启“战略东移”进程，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关键时期掌握主动权。
　　
　　其三，中国的加速崛起与亚太盟国的离心倾向令美国产生“战略焦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一直保持较快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使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不仅本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逐渐向其靠拢，日、韩、澳等美国传统盟国也开始出现离心倾向，东亚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特别是2009年日本鸠山内阁上台后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更令美国人倍感“焦虑”，担心亚太地区会形成中国全面主导、美国被排除在外的不利局面，因而迫不及待地将战略关注点转向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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