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非关税壁垒。英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进口系数,普雷维什估计,英国在19世纪的进口系数一直保持着30%~35%的较高水平,从而通过进口“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而使其技术进步的部分利益也转移到了“外围”国家,然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外围”国家和地区就处在了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进口系数非常低。普雷维什指出:“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当然,在英国的贸易霸权时期,这种下降对世界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过,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后,其进口系数的低下就会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1)美国的低进口系数意味着从“外围”国家进口数量的相对较小,使“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失去了发展的动力。(2)美国的低进口系数进一步压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普雷维什强调说,在19世纪,“主要中心的进口系数在几乎整个世纪都在不断地提高,这在‘外围’国家中就抵消了对它们的初级产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因而也就部分地补偿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带给“外围”国家的不利影响。然而,美国的低进口系数便使这种部分补偿消失了,其结果当然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体系下,“中心”与“外围”之间必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外围”国家始终会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外围”国家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其出路何在呢?普雷维什提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设想。
二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21世纪,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这些基本条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否会使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发生质变?
如上所述,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外围”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它要求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动态的整体,“中心”和“外围”是同一个体系中的两极。在这种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前者的经济结构是同质性的和多样化的,后者的经济结构则是异质性的和专业化的。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必然使这一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这些条件全部或部分地发生了质变,那么就表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就失去现实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触动这些条件,则表明这种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那么,何谓经济全球化呢?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对外扩张而开始和演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特点,美国著名的激进派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概括得比较恰当:“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不过,从1990年代起,这一进程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并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注:约翰·H.邓宁:《全球化经济若于反论之调和》,见《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第17页。)所以,可以预料的是,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将不仅是一种进程,而且还将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1)商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规模和形式都空前增加;(2)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猛,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之源;(3)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分工逐步形成,生产活动将实现全球化;(4)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将出现一个知识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5)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将日趋统一。
那么,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
第一,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早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在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而且,根据普雷维什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它的整体性,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整体。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中所假定的“整体性”特征只会更加凸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时,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某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就更有可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从而使本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外围”的地位上。当然,也有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逐步摆脱了“外围”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半外围”,乃至“中心”。因此,这种整体性仍是动态的。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外围”国家则由于在制定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上的附属地位,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者”地位,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将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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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体系下,“中心”与“外围”之间必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外围”国家始终会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外围”国家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其出路何在呢?普雷维什提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设想。
二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21世纪,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这些基本条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否会使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发生质变?
如上所述,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外围”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它要求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动态的整体,“中心”和“外围”是同一个体系中的两极。在这种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前者的经济结构是同质性的和多样化的,后者的经济结构则是异质性的和专业化的。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必然使这一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这些条件全部或部分地发生了质变,那么就表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就失去现实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触动这些条件,则表明这种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那么,何谓经济全球化呢?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对外扩张而开始和演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特点,美国著名的激进派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概括得比较恰当:“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不过,从1990年代起,这一进程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并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注:约翰·H.邓宁:《全球化经济若于反论之调和》,见《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第17页。)所以,可以预料的是,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将不仅是一种进程,而且还将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1)商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规模和形式都空前增加;(2)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猛,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之源;(3)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分工逐步形成,生产活动将实现全球化;(4)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将出现一个知识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5)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将日趋统一。
那么,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
第一,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早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在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而且,根据普雷维什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它的整体性,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整体。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中所假定的“整体性”特征只会更加凸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时,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某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就更有可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从而使本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外围”的地位上。当然,也有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逐步摆脱了“外围”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半外围”,乃至“中心”。因此,这种整体性仍是动态的。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规律并不会因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失效,“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扩大。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不仅仍呈现出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还出现了知识化和信息化,它们将以生产和出口知识产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应对则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仍然将呈现出异质性和专业化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外围”国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强者胜”的制度形式,那些处于劣势的“外围”国家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们一方面会努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则受市场机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或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在它们的经济结构中必然会出现先进技术部门与技术相对落后的经济部门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异质性。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所日趋统一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国家的利益来确定的,它不仅不利于“外围”国家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反而会使它们落后的经济结构“永久化”。当然,应当承认,也有一些“外围”国家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住了知识经济的特点,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国的经济结构,从而上升为“半外围”国家或“中心”国家。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外围”国家则由于在制定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上的附属地位,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者”地位,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将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