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伟人：邓小平研究在海外
【关 键 词】海外/邓小平研究/生平和思想/综述
【 正 文 】
一、概况
邓小平传奇式的经历及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倍受研究者关注。围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密执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悉尼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会等机构，逐渐出现了许多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群，著名学者有美国的迈斯纳、鲍大可、米切尔，英国的施拉姆，澳大利亚的泰韦斯，日本的天儿慧、国分良成等。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研究，首先是从传记开始的。如日本学者和田武司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德间书店1978年版）、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的《邓小平传》（天力等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同名书《邓小平》（阚思静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海外华人学者撰写的主要有：司马长风的《邓小平复职始末》（香港波文书局1980年版）、舒扬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强人——邓小平》（台北洞察出版社1986年版）、寒山碧的《邓小平传》第一、二卷（香港中西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以及澳门杨鹏翔的《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迅速兴起，20年来已出版著作逾百部，发表论文数千篇。主要有：美国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戴维·W ·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张大卫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王宏周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弗朗兹·米切尔等的《中国与马列主义的危机》（唐红兵译，威斯特维欧出版社1990年版）、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张静译，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澳大利亚弗·C·泰韦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王红续等译，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日本小林弘二等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冈部达味等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天儿慧的《中国改革第一线》等。港、澳、台学者撰写的论著主要有：鲁凡之的《论中国——神州巨变》（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版）、李达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7年版）、陆铿的《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金耀基的《中国人的三个政治》（台湾经济与生活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丁望的《激变的十年》（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等，从而形成一股“邓小平研究热”。其中，大多对邓小平作出了积极和肯定的评价。
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方法上，他们的研究往往习惯于联系世界形势的发展，把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放在世界历史的座标系中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另外，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客观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有“旁观者清”的特点，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但是，由于他们远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加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对资料的占有也不够，在概念、术语上有歧解，使得有些结论与事实不符，如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斗争一概看成权力之争。因此，我们在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显得比较零散和粗疏，其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研究文献资料的日益丰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加强，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必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二、生平研究
德国记者弗兰茨的《邓小平传》是一本关于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著作，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填补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某些内容。当然，有些学者由于资料缺乏，加上对中国共产党党史比较生疏，传记写得略显粗疏，甚至有的失真。如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总书记的时间是10年，而美国华裔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却写成20年，并把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误为总政治部主任。
传记的重点是写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海外学者由此提出了“邓小平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概念。金耀基在论及邓小平理论的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认为“今日中国共产党视为万题之题者，应为提高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择其主旨皆在为经济发展铺设道路”，从而真正开辟了一个“邓小平时代”。鲁凡之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与“毛泽东时代”相对应的历史范畴，首先便带着将中国从特定领袖人物在集权运作下解脱出来的性质，而邓小平的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就是对“后毛泽东时代”的定位。
美国《时代》杂志于1985年和1986年两次将邓小平选为世界新闻人物，赞扬他“解决了十亿人发展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并指出：凡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美国《成功》杂志1985年将邓小平选为“成功者”，称他是一位“具有勇敢和创新精神的人”。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以及对外开放，使这个国家进入了无人涉及过的新领域，驶上了一条成功的快车道，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建设高潮。
国际社会舆论认为，邓小平是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美国学者在《邓小平：一位中国政治家的肖像》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管理家和多面手，他作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发挥的作用最为成功”。悉尼大学教授泰韦斯认为，邓小平是“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瑞典前首相卡尔松说，邓小平是“一位能掌握住国家局势的领导人”。日本《毛泽东集》主编竹内实指出：邓小平是继孔子、秦始皇、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号人物。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我特别敬仰邓小平同志，他是一个性格刚毅，有伟大战略思想的世界性领袖。”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迈斯纳认为：邓小平时代强调，高度的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而社会主义又被视为大生产发展的自然产物。自1956年以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近代中国历史的畸形发展，不可避免地和自然地使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的”和“不发达”的阶段。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向未来更高的阶段的进化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则是这个历史进程的领路人。
对邓小平的思想品质、领导风格、个性特征的研究，海外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能经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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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一、概况
邓小平传奇式的经历及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倍受研究者关注。围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密执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悉尼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会等机构，逐渐出现了许多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群，著名学者有美国的迈斯纳、鲍大可、米切尔，英国的施拉姆，澳大利亚的泰韦斯，日本的天儿慧、国分良成等。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研究，首先是从传记开始的。如日本学者和田武司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德间书店1978年版）、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的《邓小平传》（天力等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同名书《邓小平》（阚思静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海外华人学者撰写的主要有：司马长风的《邓小平复职始末》（香港波文书局1980年版）、舒扬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强人——邓小平》（台北洞察出版社1986年版）、寒山碧的《邓小平传》第一、二卷（香港中西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以及澳门杨鹏翔的《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迅速兴起，20年来已出版著作逾百部，发表论文数千篇。主要有：美国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戴维·W ·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张大卫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王宏周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弗朗兹·米切尔等的《中国与马列主义的危机》（唐红兵译，威斯特维欧出版社1990年版）、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张静译，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澳大利亚弗·C·泰韦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王红续等译，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日本小林弘二等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冈部达味等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天儿慧的《中国改革第一线》等。港、澳、台学者撰写的论著主要有：鲁凡之的《论中国——神州巨变》（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版）、李达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7年版）、陆铿的《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金耀基的《中国人的三个政治》（台湾经济与生活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丁望的《激变的十年》（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等，从而形成一股“邓小平研究热”。其中，大多对邓小平作出了积极和肯定的评价。
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方法上，他们的研究往往习惯于联系世界形势的发展，把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放在世界历史的座标系中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另外，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客观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有“旁观者清”的特点，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但是，由于他们远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加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对资料的占有也不够，在概念、术语上有歧解，使得有些结论与事实不符，如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斗争一概看成权力之争。因此，我们在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显得比较零散和粗疏，其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研究文献资料的日益丰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加强，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必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二、生平研究
德国记者弗兰茨的《邓小平传》是一本关于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著作，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填补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某些内容。当然，有些学者由于资料缺乏，加上对中国共产党党史比较生疏，传记写得略显粗疏，甚至有的失真。如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总书记的时间是10年，而美国华裔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却写成20年，并把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误为总政治部主任。
传记的重点是写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海外学者由此提出了“邓小平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概念。金耀基在论及邓小平理论的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认为“今日中国共产党视为万题之题者，应为提高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择其主旨皆在为经济发展铺设道路”，从而真正开辟了一个“邓小平时代”。鲁凡之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与“毛泽东时代”相对应的历史范畴，首先便带着将中国从特定领袖人物在集权运作下解脱出来的性质，而邓小平的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就是对“后毛泽东时代”的定位。
美国《时代》杂志于1985年和1986年两次将邓小平选为世界新闻人物，赞扬他“解决了十亿人发展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并指出：凡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美国《成功》杂志1985年将邓小平选为“成功者”，称他是一位“具有勇敢和创新精神的人”。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以及对外开放，使这个国家进入了无人涉及过的新领域，驶上了一条成功的快车道，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建设高潮。
国际社会舆论认为，邓小平是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美国学者在《邓小平：一位中国政治家的肖像》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管理家和多面手，他作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发挥的作用最为成功”。悉尼大学教授泰韦斯认为，邓小平是“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瑞典前首相卡尔松说，邓小平是“一位能掌握住国家局势的领导人”。日本《毛泽东集》主编竹内实指出：邓小平是继孔子、秦始皇、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号人物。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我特别敬仰邓小平同志，他是一个性格刚毅，有伟大战略思想的世界性领袖。”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迈斯纳认为：邓小平时代强调，高度的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而社会主义又被视为大生产发展的自然产物。自1956年以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近代中国历史的畸形发展，不可避免地和自然地使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的”和“不发达”的阶段。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向未来更高的阶段的进化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则是这个历史进程的领路人。
对邓小平的思想品质、领导风格、个性特征的研究，海外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能经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第一
个特征， 在于他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能够做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第二个特征是偏爱组织行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三个特征是他从不搞自己的小宗派，这一点为党的领导集团所公认。他像周恩来一样，很尊重各级政府官员，到处有忠实的朋友，毛泽东去世后，他复职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影响、他的能力和他的主张所形成的；第四个特征是他不搞个人崇拜，愿意将决策权交给手下人，从而为自己留出大部分时间来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和机构调整等问题。香港记者陆铿将邓小平的性格归纳为四点：第一，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第二，他说话不绕圈子，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且有一定的幽默感；第三，他为人豁达，看得开；第四，使人最佩服的是，他做事认真的精神。德国前大使魏克德的印象是：“邓小平说 《聚焦伟人：邓小平研究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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