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二是廓清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关系，匡正了传统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谬误，提出要对这两方面的制度进行区分的论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表现为具体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而在这些具体制度（领导、组织、工作制度）上，还存在不少的弊端，需要加以革除。 
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依据。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这五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对这些现象一一作了剖析。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因此，“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三、从1986年起，邓小平重新反复思考和深刻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郑重地推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使之付诸实践。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启动的，但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首先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障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两相比较，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些。因此，在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讲话之后的几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推开，而作为改革领导者的邓小平，其关于改革的讲话和谈话，也大量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不多。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相应的改革。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发展的脉搏，从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集中精力反复思考、谈论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郑重地推上了党和国家的紧要日程。 
1.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和深思，成为邓小平1986年谈话的焦点和中心问题。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他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开始，也是邓小平在1986年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研究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不难发现：与以往谈话不同，邓小平认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但“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了。从这次谈话开始，在1986年里邓小平不下20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毫无疑问，邓小平在1986年重新提出和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2．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首先，邓小平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1)从制度上根除“文革”的隐患，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对“文革”政治教训的总结，其超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制度上分析“文革”的根源以及提出避免类似错误的办法。后来，邓小平又从国家全面改革的高度，进一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160页。）。(2)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协调配套，否则，“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3)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长治久安出发，在稳定的环境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一方面重申党和国家关于支持改革开放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强调了改革对于政治稳定的依赖关系。(4)改革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身发展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并逐步向更高形态发展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措施。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已经从

关系整个改革大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如此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其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他告诫全党应予注意，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种重新调整和分配，会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广大干部；它对人们的现实利益产生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会遇到很多的障碍。(2)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试验，其内涵极为丰富，改革效果的显现具有周期性，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判明的。(3)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体制形成的一些惰性、感情、观念、行为方式等习惯势力还会对改革起阻碍作用，妨碍新体制的建立和发展。(4)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人们还缺乏经验，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有时免不了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要审慎从事。 
再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3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把它区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或总目标主要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但更有新意的是近期目标或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1986年11月9日，他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和精简机构以及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是最大的民主。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