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在实现三个目标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而克服了官僚主义，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从根本上讲，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后两个目标的基础和保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十分慎重，填密。在他看来，党政不分和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正在蓬勃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为消除这一弊端，实现权力下放创造了条件。因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最后，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强调要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他在1986年末至“十三大”召开一直都曾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所谓坚决，就是要坚持改革，大胆探索，敢于试验，不怕犯错误，不能因噎废食、停步不前，看准了的，就大胆地干；所谓慎重，就是改革的步子要更稳，不能太急，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2)要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的时候，正值苏联、东欧改革的高潮之际，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3)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的谈话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要有一个蓝图的同时，曾告诫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对于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做法，邓小平逐一进行批评和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240页。）这些论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针对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的错误言论和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和实际的承受能力，分步骤有秩序地渐进。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1986年起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标和内容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深刻论述，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总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
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派。
邓小平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和领导者，不仅认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圆满完成了肩负的历史重任，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他个人最大的贡献。
1.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深刻的思想、完整的思路、满腔的热情、顽强的毅力，领导和支持改革，全力以赴敦促党和国家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在邓小平晚年的近20年里，他考虑最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与发展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正如前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所评论的：“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读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邓小平不是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历史高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所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到长期性、复杂性，从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到具体内容再到原则和方法，既着眼
2.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名真正的改革者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邓小平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是改革的对象。作为改革领导者，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支持改革事业。他曾说：改革不仅这一代要搞，下一代也要搞；在我有生之年要搞，比较年轻的同志也要搞，娃娃也要搞；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作为被改革者，他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思维、学识、能力、精力等都不及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于是自觉激流勇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带头下，从1980年9月起，他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体制度的决定》，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由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十三大已不再担任），自此以后，邓小平已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职务，可见，邓小平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为中央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但邓小平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效果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1986年他不仅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表达自己退体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在后来的几年里，邓小平仍多次向中央表达“全退”的心愿，直到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接班，中央才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满足了他退休的愿望。在力主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邓小平也是坚定不移、毫不迟疑的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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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强调要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他在1986年末至“十三大”召开一直都曾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所谓坚决，就是要坚持改革，大胆探索，敢于试验，不怕犯错误，不能因噎废食、停步不前，看准了的，就大胆地干；所谓慎重，就是改革的步子要更稳，不能太急，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2)要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的时候，正值苏联、东欧改革的高潮之际，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3)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的谈话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要有一个蓝图的同时，曾告诫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对于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做法，邓小平逐一进行批评和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240页。）这些论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针对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的错误言论和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和实际的承受能力，分步骤有秩序地渐进。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1986年起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标和内容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深刻论述，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总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
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派。
邓小平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和领导者，不仅认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圆满完成了肩负的历史重任，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他个人最大的贡献。
1.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深刻的思想、完整的思路、满腔的热情、顽强的毅力，领导和支持改革，全力以赴敦促党和国家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在邓小平晚年的近20年里，他考虑最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与发展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正如前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所评论的：“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读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邓小平不是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历史高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所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到长期性、复杂性，从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到具体内容再到原则和方法，既着眼
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已基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使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了改革的正确方向。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内容的设想，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织有关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工作。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一年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和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很显然，“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加以强调，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明确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能被引起高度重视并推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与邓小平个人的改革思想和主观努力直接相关的，邓小平为此付出了他整个晚年的心血和才智。
2.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名真正的改革者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邓小平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是改革的对象。作为改革领导者，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支持改革事业。他曾说：改革不仅这一代要搞，下一代也要搞；在我有生之年要搞，比较年轻的同志也要搞，娃娃也要搞；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作为被改革者，他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思维、学识、能力、精力等都不及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于是自觉激流勇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带头下，从1980年9月起，他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体制度的决定》，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由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十三大已不再担任），自此以后，邓小平已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职务，可见，邓小平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为中央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但邓小平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效果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1986年他不仅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表达自己退体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在后来的几年里，邓小平仍多次向中央表达“全退”的心愿，直到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接班，中央才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满足了他退休的愿望。在力主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邓小平也是坚定不移、毫不迟疑的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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