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大局观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同上书，第355页。）沿海地区先发展这个大局和内地后发展这个大局，是邓小平对经济建设这个国内大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各地区都有很大差异的大国搞经济建设，齐头并进，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不能同步，就得分先后，但先后都事关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战略的成功与否，因此都是大局。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又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它是“民族的大局”。但是，“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同上书，第265页。） 
二 
在邓小平看来，仅仅明了什么是大局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必须懂得如何从大局出发，如何维护大局，如何服从和服务于大局。因此说，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是邓小平大局观的归结点。在这方面，邓小平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谆谆告诫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述。 
首先，“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是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前提和出发点。邓小平领导全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以后，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如何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也就是如何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老干部的态度至关重要。1979年7月，邓小平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就指出：“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1981年初，邓小平又提出，一些老干部“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同上书，第265页。）同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进一步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同上书，第385页。）这里讲的大局，无疑就是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诚如邓小平在前文最后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同上书，第193页。）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军队怎么办，也有一个观察问题的着眼点的问题。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裁减军队”问题时说：“这次军委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想到一块儿了。在这方面，我看没有不同意见。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同志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来看问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页。）而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来说，从大局着眼尤为重要。1989年5月，他在与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同上书，第298、300页。） 
同时，邓小平也认为，从大局着眼，既不能被小局遮住双眼，也不能看不清暂时并不大，而实际上从长远看是关系大局的事情。80年代中期，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雇工问题，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把问题看得相当严重。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雇工问题既不是大局问题，也不会影响到大局，不能轻易动，一动反而会影响到大局。因为政策稳定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一动，人们自然就会认为是现行政策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个大局。1984年10月，邓小平就此谈到：“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同上书，第91页。）1987年4月，他再次就此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同上书，第216页。）1983年10月，就理论界、文艺界出现的精神污染问题，当时党内有人并不太在意，邓小平则严肃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同上书，第45页。） 
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是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根本体现。从大局着眼，最终还得落实到行动上。因为任何工作和问题的处理，都有一个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问题。是不是从大局着眼，从大局出发，根本的还是看这一点。长期以来，邓小平不仅始终坚持这一点，而且从很多方面来阐明这一问题。早在1954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

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198-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80年12月，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比例失调和不平衡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进行经济调整，但是为什么要调整？怎样调整？在一段时间里党内思想也不统一。对此，邓小平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高度指出：“为什么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调整或部分后退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所以，“为了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某些建设项目要下马，某些企业要关、停、并、转，或者减少生产任务”。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5、359、355页。）1989年5月，他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也强调：“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当然，邓小平把正确处理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归结为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也不是主张全然不顾小局和局部，“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因此，只有先顾全大局，才能从根本上保全乃至发展壮大小局和局部。邓小平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讲话中指出：“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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