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大局观
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些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100页。）
再次，倡导勇于牺牲小局和局部，自觉服从大局的精神，反对小局不顾大局、局部干扰全局、小道理违背大道理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真正实现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仅靠命令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说，还是靠心悦诚服后的自觉，靠榜样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诚然，对不顾大局、干扰大局的现象也必须坚决反对。1977年底，邓小平就整顿军队问题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2页。）1980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文艺工作与稳定这个大局的关系时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邓小平认为，安定团结的大局“不会妨碍百花齐放”，但“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同上书，第256页。）同年12月，他再次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同上书，第367页。）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一文中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怎样配合，怎样行动，那就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这“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这方面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100页。）随后，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军队为了国家建设大局，“要忍耐几年”。（同上书，第128页。）1986年10月，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从全局和大局的角度，对刘伯承元帅做了高度评价：“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同上书，第186页。）邓小平经常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大局观和全局观，其用意是十分深远的。
可见，作为邓小平大局观的归结点，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既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三
从大局观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作为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大局观的实质是政治观，是邓小平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体现在：第一，大局观所阐明的基本内容都是我国现阶段最大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和最大的利益。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并谓：“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75页。）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到：“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依然强调：“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同上书，第380页。）第二，大局观也是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大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视野、博大的胸怀、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治国才能的集中体现。从大局着眼，抓大事，是邓小平治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大局、大事也就是国家的大政，而邓小平在讲大局、抓大事时，也常常直接把大局和战略联系起来。1954年1月，邓小平在《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对。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他告诫“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8页、200页。）邓小平晚年自认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就是“胸襟宽阔”，“从来不搞小圈子”。他强调：“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能如此，并把这视为他的“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301页。）
大局观既是一种思想观点，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其基本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一切从大局出发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种重要体现，二者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1954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8页。）而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等于也不应是从一切实际出发。否则，就会给损害大局、顾全小局以借口，从而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一基本观点。正如邓小平1979年3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同时，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大局观无疑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以全面的、联系的方法和抓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观点的具体化。邓小平还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时就曾对只看到小局，看不到大局的现象，从认识方法上加以批评。他说：“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100页。）
邓小平对于大局观全面、深刻的论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层面看，首先，大局观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缺失的重要地位。任何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学说，都会拥有自己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范畴，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结构，用以诠释和说明该理论、学说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在邓小平理论中，“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无疑属基本范畴之列，但从使用的范围、频率和所说明的问题等方面来看，“大局”（全局、大道理）也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中，不仅每卷中都有将“大局”（全局）直接用于篇名的，而且在不少的篇章中都有“大局”（全局、大道理）出现，第二、三卷中更突出一些，大约有七八分之一的篇章，其中一些重要的篇章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中均有使用；有的篇章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如一篇1300字左右的《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里，“大局”一词出现不下十多次。而用“大局”一词所说明的都是邓小平理论中基本的和重大的问题，以及与这些基本和重大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这种使用和对问题的阐释方式，已成为邓小平理论中一个独具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诚然，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结构中，“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是第一层次的范畴，主要用于直接说明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内容；而“大局”则是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的进一步阐释和说明，是一种再概括和再抽象，应属第 《论邓小平的大局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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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倡导勇于牺牲小局和局部，自觉服从大局的精神，反对小局不顾大局、局部干扰全局、小道理违背大道理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真正实现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仅靠命令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说，还是靠心悦诚服后的自觉，靠榜样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诚然，对不顾大局、干扰大局的现象也必须坚决反对。1977年底，邓小平就整顿军队问题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2页。）1980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文艺工作与稳定这个大局的关系时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邓小平认为，安定团结的大局“不会妨碍百花齐放”，但“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同上书，第256页。）同年12月，他再次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同上书，第367页。）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一文中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怎样配合，怎样行动，那就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这“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这方面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100页。）随后，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军队为了国家建设大局，“要忍耐几年”。（同上书，第128页。）1986年10月，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从全局和大局的角度，对刘伯承元帅做了高度评价：“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同上书，第186页。）邓小平经常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大局观和全局观，其用意是十分深远的。
可见，作为邓小平大局观的归结点，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既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三
从大局观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作为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大局观的实质是政治观，是邓小平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体现在：第一，大局观所阐明的基本内容都是我国现阶段最大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和最大的利益。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并谓：“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75页。）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到：“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依然强调：“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同上书，第380页。）第二，大局观也是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大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视野、博大的胸怀、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治国才能的集中体现。从大局着眼，抓大事，是邓小平治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大局、大事也就是国家的大政，而邓小平在讲大局、抓大事时，也常常直接把大局和战略联系起来。1954年1月，邓小平在《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对。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他告诫“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8页、200页。）邓小平晚年自认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就是“胸襟宽阔”，“从来不搞小圈子”。他强调：“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能如此，并把这视为他的“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301页。）
大局观既是一种思想观点，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其基本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一切从大局出发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种重要体现，二者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1954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8页。）而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等于也不应是从一切实际出发。否则，就会给损害大局、顾全小局以借口，从而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一基本观点。正如邓小平1979年3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同时，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大局观无疑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以全面的、联系的方法和抓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观点的具体化。邓小平还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时就曾对只看到小局，看不到大局的现象，从认识方法上加以批评。他说：“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100页。）
邓小平对于大局观全面、深刻的论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层面看，首先，大局观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缺失的重要地位。任何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学说，都会拥有自己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范畴，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结构，用以诠释和说明该理论、学说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在邓小平理论中，“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无疑属基本范畴之列，但从使用的范围、频率和所说明的问题等方面来看，“大局”（全局、大道理）也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中，不仅每卷中都有将“大局”（全局）直接用于篇名的，而且在不少的篇章中都有“大局”（全局、大道理）出现，第二、三卷中更突出一些，大约有七八分之一的篇章，其中一些重要的篇章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中均有使用；有的篇章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如一篇1300字左右的《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里，“大局”一词出现不下十多次。而用“大局”一词所说明的都是邓小平理论中基本的和重大的问题，以及与这些基本和重大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这种使用和对问题的阐释方式，已成为邓小平理论中一个独具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诚然，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结构中，“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是第一层次的范畴，主要用于直接说明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内容；而“大局”则是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的进一步阐释和说明，是一种再概括和再抽象，应属第 《论邓小平的大局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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