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学革新的方向
中应有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其二，同样，仅仅因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财富生产”来取代“价值生产”就以为据此就可以推动我国国力的提升，认为只有借助数学方法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在无意中涉及到了对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就以为它是最贴近科学和社会实际的、能全方位（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因而要仿效西方经济学来实现我国经济学的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尽管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
其次，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经济和世界接轨，反映和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学自然也应和经济学的国际主流学派接轨。但是，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对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各主要流派斗争、演变过程的考证，被称之为正统的、主流的新古典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边际效用学派因存在缺乏对经济和政治关系整体性的理解、缺乏对社会变迁和转型中特征的联系，把资本取得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宰地位看成自然的而非历史的使然，所关心的仅仅是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由偏好表达出来的需求和对其做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从而存在失却伦理判断性和实践性等弊端，正受到各种规范经济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而逐渐失去其正统和主流地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即使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指导社会在“理”、“管”中增加财富，也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涉及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考察，因而更贴近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但也不能因此而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学革新的模本。因为财富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可增加供社会享用的物质资料，提高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财富的生产又会产生一系列环境、资源问题，有可能危及子孙后代生活、生产的条件，而对已生产出来的财富和已产生的科技力量，如果分配和运用不当，同样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和不幸。因此，无论是标榜为研究财富的经济学还是研究价值的经济学，回避或故意模糊人文精神中善与恶、公正公平与歧视掠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把自己打扮成“纯科学”的经济学，都只能是伪科学。而在价值生产或财富生产的领域里，规范其活动的最基本的人文之手就是要承认“劳动创造世界”、“财富是由在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的劳动者创造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和奴隶主经济学、封建主经济学一样，人为地割断财富和劳动的本源性的联系，而且还借用自然科学成果，为自己披上“纯科学”的外衣，不仅说明其虚伪，而且暴露了它的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后的有恃无恐的心态。如果以这样的经济学为范本来改造我国的经济学，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根本不能相符的，其结果，即使社会财富增加了，却离“世界大同”目标更远了。这种“先生产、后治理”的弯路，难道还值得我们一试吗？
总之，未来我国经济学的革新的方向应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正视和承认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现实，按照“暗物质”生产领域的特点和规律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把它贯穿于经济学的始终。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取自然科学之有用成果，对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消费品、服务等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探求其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范围的做法，在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定量分析的内容，建立既有符合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伦理规范性，又对市场中各个要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各个角度和层面具有认识力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
收稿日期：2002-11-10
【参考文献】
[1]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 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M].成都：西南财经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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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同样，仅仅因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财富生产”来取代“价值生产”就以为据此就可以推动我国国力的提升，认为只有借助数学方法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在无意中涉及到了对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就以为它是最贴近科学和社会实际的、能全方位（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因而要仿效西方经济学来实现我国经济学的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尽管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
其次，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经济和世界接轨，反映和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学自然也应和经济学的国际主流学派接轨。但是，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对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各主要流派斗争、演变过程的考证，被称之为正统的、主流的新古典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边际效用学派因存在缺乏对经济和政治关系整体性的理解、缺乏对社会变迁和转型中特征的联系，把资本取得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宰地位看成自然的而非历史的使然，所关心的仅仅是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由偏好表达出来的需求和对其做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从而存在失却伦理判断性和实践性等弊端，正受到各种规范经济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而逐渐失去其正统和主流地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即使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指导社会在“理”、“管”中增加财富，也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涉及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考察，因而更贴近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但也不能因此而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学革新的模本。因为财富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可增加供社会享用的物质资料，提高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财富的生产又会产生一系列环境、资源问题，有可能危及子孙后代生活、生产的条件，而对已生产出来的财富和已产生的科技力量，如果分配和运用不当，同样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和不幸。因此，无论是标榜为研究财富的经济学还是研究价值的经济学，回避或故意模糊人文精神中善与恶、公正公平与歧视掠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把自己打扮成“纯科学”的经济学，都只能是伪科学。而在价值生产或财富生产的领域里，规范其活动的最基本的人文之手就是要承认“劳动创造世界”、“财富是由在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的劳动者创造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和奴隶主经济学、封建主经济学一样，人为地割断财富和劳动的本源性的联系，而且还借用自然科学成果，为自己披上“纯科学”的外衣，不仅说明其虚伪，而且暴露了它的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后的有恃无恐的心态。如果以这样的经济学为范本来改造我国的经济学，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根本不能相符的，其结果，即使社会财富增加了，却离“世界大同”目标更远了。这种“先生产、后治理”的弯路，难道还值得我们一试吗？
总之，未来我国经济学的革新的方向应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正视和承认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现实，按照“暗物质”生产领域的特点和规律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把它贯穿于经济学的始终。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取自然科学之有用成果，对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消费品、服务等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探求其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范围的做法，在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定量分析的内容，建立既有符合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伦理规范性，又对市场中各个要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各个角度和层面具有认识力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
收稿日期：2002-11-10
【参考文献】
[1]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 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M].成都：西南财经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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