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学革新的方向
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进行研讨的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学革新基本上是循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即,一是通过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源泉的内涵和外延,用以诠释实践和理论上出现的新做法、新观点,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体系进行创新;二是抛开“劳动价值论”,要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素论为依据来建立中国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循经济学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通过对上述两个方向比对、评论和反思,提出笔者对将来我国经济学革新方向的设想,以参与研讨和争鸣。
一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科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反应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古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的、稳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的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者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且是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进而说明封建等级制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把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效力。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这样一来,就使政治经济学能说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的不对抗性,就能防止人民铤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的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论,即所谓的边际价值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价值的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拥有的社会财富,其绝大部分是靠对雇佣工人的掠夺和欺诈得来的。
由上,对经济学两千多年发展沿革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一门有鲜明伦理评判指向的社会科学,其发展、演变固然受科技力量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轨迹却始终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伦理判断取向的规范,这种规范则突出表现在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的价值论的争论、取舍上,而两千多年来,围绕价值论的争论和取舍又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和形形色色的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阶级性和学术上的“伪”“实”性以及运行上的实践性的争辩上。因此,在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经济时刻,革新我国传统经济学,使其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以指导我国经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又能体现我国社会制度本质要求,体现创造世界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就必须从构建科学的、符合我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论入手,而要这样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和反思,深化对从经济学朦胧产生起一直左右其演变的这两大基本价值论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和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朴素的唯物观念在价值论上的升华。它指出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使人们得以平等的交换各自所得而又具有客观性实体的依据只能是从自然取得供社会享用的物质产品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量,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因而,其无愧是为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在理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尚停留在物理学的“分子理论”的层面上,即停留在可见物的层面上。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论著中,价值是活劳动这一实体对象化,即凝结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结果。物质产品是可见的,劳动在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借助于以(可见的)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可见的)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改造、制作,生产出具有一定的物理、化学、几何属性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可见产品的过程。至于服务、策划、管理等明显需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日常生活还是生产都有效用的劳动,由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见性,或者说,产生这种效用的劳动没有可见的物质使其凝结,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劳动按“物质是可见的”、“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凝结”、“生产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作用于物质资料,改变其物理、化学、几何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等理念,分别归结为纯粹为实现价值的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劳动,“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的生产性劳动。应该说,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和论述在可见物质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是能把他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从而是合理而有说服力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没有可见的物质作为实体支撑的效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例如,人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等,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效果和作用,而用马克思的对可见物质生产领域考察而形成的“劳动价值论”很难做出不无矛盾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理论和社会现实发生矛盾,而理论又不能完美说明现实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采用承认现实而质疑理论的做法。和100多年前马克思尚未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时,人们面对理论和实践的两难选择,普遍采用承认现实,并用流通中不等价交换的理论来解释资本增殖原因的做法一样,人们根据这些看不见物质实体的效用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实际作用,把它们和在物质资料生产从而可分配的对象生产中的基本物质要素,即土地和有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或者讲是劳动)、以货币
三
应该承认,19世纪中、后期西方有那么多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流派企图取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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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科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反应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古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的、稳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的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者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且是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进而说明封建等级制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把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效力。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这样一来,就使政治经济学能说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的不对抗性,就能防止人民铤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的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论,即所谓的边际价值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价值的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拥有的社会财富,其绝大部分是靠对雇佣工人的掠夺和欺诈得来的。
由上,对经济学两千多年发展沿革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一门有鲜明伦理评判指向的社会科学,其发展、演变固然受科技力量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轨迹却始终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伦理判断取向的规范,这种规范则突出表现在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的价值论的争论、取舍上,而两千多年来,围绕价值论的争论和取舍又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和形形色色的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阶级性和学术上的“伪”“实”性以及运行上的实践性的争辩上。因此,在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经济时刻,革新我国传统经济学,使其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以指导我国经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又能体现我国社会制度本质要求,体现创造世界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就必须从构建科学的、符合我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论入手,而要这样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和反思,深化对从经济学朦胧产生起一直左右其演变的这两大基本价值论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和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朴素的唯物观念在价值论上的升华。它指出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使人们得以平等的交换各自所得而又具有客观性实体的依据只能是从自然取得供社会享用的物质产品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量,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因而,其无愧是为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在理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尚停留在物理学的“分子理论”的层面上,即停留在可见物的层面上。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论著中,价值是活劳动这一实体对象化,即凝结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结果。物质产品是可见的,劳动在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借助于以(可见的)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可见的)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改造、制作,生产出具有一定的物理、化学、几何属性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可见产品的过程。至于服务、策划、管理等明显需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日常生活还是生产都有效用的劳动,由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见性,或者说,产生这种效用的劳动没有可见的物质使其凝结,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劳动按“物质是可见的”、“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凝结”、“生产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作用于物质资料,改变其物理、化学、几何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等理念,分别归结为纯粹为实现价值的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劳动,“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的生产性劳动。应该说,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和论述在可见物质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是能把他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从而是合理而有说服力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没有可见的物质作为实体支撑的效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例如,人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等,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效果和作用,而用马克思的对可见物质生产领域考察而形成的“劳动价值论”很难做出不无矛盾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理论和社会现实发生矛盾,而理论又不能完美说明现实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采用承认现实而质疑理论的做法。和100多年前马克思尚未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时,人们面对理论和实践的两难选择,普遍采用承认现实,并用流通中不等价交换的理论来解释资本增殖原因的做法一样,人们根据这些看不见物质实体的效用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实际作用,把它们和在物质资料生产从而可分配的对象生产中的基本物质要素,即土地和有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或者讲是劳动)、以货币
或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本等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多要素决定论的基本理念。和马克思学说几乎同时产生而在19世纪末以所谓“边际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中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效用价值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萌生出主张使用价值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机器设备创造价值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思潮,其产生的原因也是鉴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经济现实时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因而在本质上是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种仿效。因此,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学的革新中,简单地以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资产阶级性来加以否定是不够的,更应通过对其学术上的“伪”“实”性和运用上的实践性的批判,为进而构建既具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又能在超出可见物质领域之外具有科学说服力的价值论奠定基础。
三
应该承认,19世纪中、后期西方有那么多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流派企图取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