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论纲
相互打架，互相拆台”。所以，“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要有权威”。（第3 卷第277—288页）邓小平有关权力下放的论述，的确指出权力下放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以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实现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从而真正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3.精简机构，实现政府工作高效率。
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搞好机构改革，是搞好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1980年3月， 邓小平就提出精简机构问题。他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军队和国家主要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办法就是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他的这篇讲话一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消肿”，第二个就是讲“改革体制”。1980年8月， 邓小平同志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在这篇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机构改革的问题。1982年1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央讨论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系统全面阐述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机构改革的范围、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方针方法。1986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后的谈话中，突出地讲了政企分开和进一步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问题。从邓小平一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明确机构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位置，这对于我们总结我国历次机构改革经验教训，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为我国机构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人事管理现代化。
1980年8月，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讲话中指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第2卷第326页）要改变事实上存在过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清除“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第2卷第331页），同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第3卷第380页），“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第2卷第321页），也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之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邓小平不仅指出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而且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为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和强化监督机制，这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和保障。邓小平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第2卷第150页）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作了高度的概括，把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如何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首先要“注意工作方法”，深化改革，另外还要强化监督机制。邓小平一贯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要接受监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环境，邓小平认为要消除官僚主义和政府工作中的腐败现象，促进机关廉政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监督。只有从制度上到作风上克服了官僚主义，我们的经济事业与各项事业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
6.加强法制建设，实行责任制。
邓小平十分强调加强法制建设，他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第2 卷第359 页）在这里邓小平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到党的基本方针的高度，可见，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重视。他认为，只有健全法制，才能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在具体管理制度中，邓小平强调要加强责任制。在党与国家机关中，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要明确责任到人，以此来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只有从上到下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和制度，明确规定每个机关的职责权限，才能避免各部门之间遇到利益相互争夺，遇到责任互相推诿的行政弊端，才能真正促进各级机关工作作风的改变和效率的提高。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1.立足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最大实际。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仍不很发达，文化教育更显落后，公民素质普遍不高，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都很薄弱，这些实际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邓小平坚持从国情出发，描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第2卷第163页）随着改革
2.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有计划、有秩序地平稳进行。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3 卷第332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和反复比较中作出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我国改革政治体制并不是要否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方面又要具有灵活性。邓小平强调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他又客观地看到“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第3卷第240页）。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第3卷第2页）。因此，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
3.积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和程序时，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改革的积极性与稳定性的辩证关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和既定的模式可照搬，必须大胆探索，积极进取。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意味着十分深刻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改革都会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往往会触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会遇到很多阻力和障碍，很容易引起社会震动，所以选择的方式和时机很重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生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第2卷第341页）他一再告诫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第3卷第118页）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破坏了政治稳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动摇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总之，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家非凡的政治智慧。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科学正确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更好地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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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简机构，实现政府工作高效率。
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搞好机构改革，是搞好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1980年3月， 邓小平就提出精简机构问题。他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军队和国家主要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办法就是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他的这篇讲话一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消肿”，第二个就是讲“改革体制”。1980年8月， 邓小平同志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在这篇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机构改革的问题。1982年1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央讨论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系统全面阐述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机构改革的范围、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方针方法。1986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后的谈话中，突出地讲了政企分开和进一步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问题。从邓小平一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明确机构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位置，这对于我们总结我国历次机构改革经验教训，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为我国机构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人事管理现代化。
1980年8月，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讲话中指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第2卷第326页）要改变事实上存在过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清除“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第2卷第331页），同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第3卷第380页），“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第2卷第321页），也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之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邓小平不仅指出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而且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为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和强化监督机制，这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和保障。邓小平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第2卷第150页）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作了高度的概括，把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如何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首先要“注意工作方法”，深化改革，另外还要强化监督机制。邓小平一贯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要接受监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环境，邓小平认为要消除官僚主义和政府工作中的腐败现象，促进机关廉政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监督。只有从制度上到作风上克服了官僚主义，我们的经济事业与各项事业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
6.加强法制建设，实行责任制。
邓小平十分强调加强法制建设，他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第2 卷第359 页）在这里邓小平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到党的基本方针的高度，可见，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重视。他认为，只有健全法制，才能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在具体管理制度中，邓小平强调要加强责任制。在党与国家机关中，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要明确责任到人，以此来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只有从上到下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和制度，明确规定每个机关的职责权限，才能避免各部门之间遇到利益相互争夺，遇到责任互相推诿的行政弊端，才能真正促进各级机关工作作风的改变和效率的提高。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1.立足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最大实际。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仍不很发达，文化教育更显落后，公民素质普遍不高，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都很薄弱，这些实际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邓小平坚持从国情出发，描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第2卷第163页）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第3卷第265页）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坚持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
2.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有计划、有秩序地平稳进行。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3 卷第332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和反复比较中作出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我国改革政治体制并不是要否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方面又要具有灵活性。邓小平强调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他又客观地看到“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第3卷第240页）。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第3卷第2页）。因此，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
3.积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和程序时，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改革的积极性与稳定性的辩证关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和既定的模式可照搬，必须大胆探索，积极进取。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意味着十分深刻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改革都会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往往会触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会遇到很多阻力和障碍，很容易引起社会震动，所以选择的方式和时机很重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生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第2卷第341页）他一再告诫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第3卷第118页）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破坏了政治稳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动摇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总之，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家非凡的政治智慧。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科学正确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更好地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论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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