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
关切死亡所带来的未来意义。书本语言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情节和戏剧表演所产生的快乐及其死亡加以“冻结” (scellent la mort dela jouissance)，使之有可能在历史和记忆中延续下来，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零度书写”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评论所立足于其上的唯一基础领域就是书写的文本，为此，在文学评论中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和革新创造，只能从解构文本书写的逻辑出发，集中在书写的文本领域中进行细腻的分析，并把注意力转向导致文字书写成为普遍可能性的符号论基础。所以，罗兰·巴特从一开始就把思想创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书写文本的符号分析。如果说，萨特偏重于批判文学创作的异化作用，而新尼采主义者注重于写作的欲望动力的话，那么，罗兰-巴特则集中在作家写作的书写行为，试图在书写(1´ ecriture)中发现作者的思想与文字、读者、社会整体发生关系的关键领域及其运作机制，而且进一步揭示书写本身的活动性，阐明书写的活生生的创造生命力，深刻地揭示作家如何在其书写中，把干枯的、有形的、物体的及非精神性的复杂关系网络，转变成有生命的创新过程。
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罗兰·巴特把卡缪的作品说成为“白色的写作”，并说： “这也就是一种写作情热的最后残余，它一步步地追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罗兰·巴特还批评卡缪的“白色写作”，称之为“‘缺席’的文风，文风的某种几乎是理想化的‘缺席”’。罗兰·巴特把这种“白色的写作”的语言表现形式比喻成法语动词时态的“复合过去时”，如同卡缪在他的小说《异乡人》所作的那样。继《异乡人：充满阳光的小说》之后，罗兰·巴特又在1955年发表了《“瘟疫”：一种流行病编年史还是独孤的小说？》。罗兰·巴特批评卡缪的《瘟疫》缺乏道德观念，忽视了社会的人的相互团结二巴特对于卡缪的批评，实际上同萨特在1952年对于卡缪的批评相类似。正因为这样，评论家庄·格林为此而责问罗兰·巴特是否像萨特那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在一篇题名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的文章中认为，质问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散发出某种类似“麦卡锡主义”的臭味。罗兰·巴特在这次争论中，把自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萨特主义者”。但是，罗兰·巴特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如同萨特和其他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用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心目中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的语言具有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日常语言的意义和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语言含有特定的密码，而这个密码一方面是同作者及其写作社会环境保持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同作者本身的特有文风密切相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学语言的特殊密码并不妨碍每位作者保持其特有的风格，更无碍于作者同广大读者之间的沟通。因此，文学语言既有特殊的密码，隐含着特殊的作者风格，又具有其作为文学语言所共有的普遍性，致使各种各样的文学语言，既能维持和表达其特殊风格，又能毫无阻碍地同广大读者沟通，显示出其文字和语言的“中性”。
文学语言的密码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加以分析？它的存在及其运作，意味着什么？是否它同文学本身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这正是罗兰·巴特所要深入考察的。他在萨特同卡缪论争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符号论、结构主义及诠释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刻地探讨了文学语言的译码规则及其灵活性。
卡缪的《异乡人》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文字风格，使罗兰·巴特感受到卡缪的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多层次意义结构及其混沌模糊精神的神秘结合力。他把这种在文字表达上所呈现的神秘语言力量，称为“试图超越其文学风格的符号结构、而达到某种‘中性’ （或‘白色’）书写的书写状态”。这就表明，罗兰·巴特已经发现文字书写与文学表达精神之间的矛盾，感受到文学借用文字符号结构表达的好处、难处及其曲折性，感受到文学精神同文字书写相互矛盾所隐含的复杂社会文化脉络及其复杂背景。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长期分析考察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文学评论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反思解构活动。在文学评论过程中，评论家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分析文学作品的书写符号结构及其所要表达的直接意叉，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文学书写符号结构，洞察出原作者所要表达、而又难于或甚至无法表达的那些意义，其中主要是无法经由文字符号表达的内容和意涵。
由此可见，对于文学家来说，文学书写具有悖论性的意义。文学家当然不得不使用语言符号结构和特定的书写方式，去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正因为这样，每个作者都要设法通过其文学语言的特殊符号结构，发挥一般语言表达其意义的特点，尽量使其文学语言采取某种“中立”的性质。
罗兰·巴特认为，所谓创作的问题，指的是每个作者都要依据其生活环境及其创作意图创造出符合其本身特征的文学语言及风格。这当然是指作者必须有意识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特色，以其本人所创造的文学情节和人物特征，选择最优美和含蓄的语言文字，使其创作不成为一般语言文字的堆积物。然而，这种文学语言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作者本人所无法觉察和无法掌握的语言表达技巧。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作者本人有意识的创作，而是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又由于作者本人特殊的经验历程，使作者会不知不觉地造就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特殊文风。这种带有一定神秘程度的文风，用罗兰·巴特的学生菲利普·索莱尔的话来说，是“在时间的看不见的隧道中游离的旅行者“ isj。因为文风是文字创作中自然造就出来的，不是作者本人生硬地拼凑建构的。
作者固然要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文风，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自身文风同一般语言运用之间的差距，尽可能使特殊的文风不成为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怪体。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要考虑使自己的保有特定距离的文学语言，书写成人们可以接受的中性语言。这是非常困难的文字创作问题。但是，正如罗兰·巴特以及早在他以前的马拉美、乔治·巴岱和拉康等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一样，语言符号结构和特定的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不但不能指望它们完全精确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在许多时候，它们甚至还反过来破坏、扼杀或歪曲原本试图表达的意义。罗兰·巴特反复分析这一悖论性，特别是探讨了其中存在于文字符号、文学书写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因素。他认为， “文学确实包含一定的难于克服的困难，文学不得不通过一种并不自由的文字来表达自身的意义”。所以，在罗兰·巴特看来，“作家是在其‘如何写作’ (comm 《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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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认为，文学评论所立足于其上的唯一基础领域就是书写的文本，为此，在文学评论中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和革新创造，只能从解构文本书写的逻辑出发，集中在书写的文本领域中进行细腻的分析，并把注意力转向导致文字书写成为普遍可能性的符号论基础。所以，罗兰·巴特从一开始就把思想创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书写文本的符号分析。如果说，萨特偏重于批判文学创作的异化作用，而新尼采主义者注重于写作的欲望动力的话，那么，罗兰-巴特则集中在作家写作的书写行为，试图在书写(1´ ecriture)中发现作者的思想与文字、读者、社会整体发生关系的关键领域及其运作机制，而且进一步揭示书写本身的活动性，阐明书写的活生生的创造生命力，深刻地揭示作家如何在其书写中，把干枯的、有形的、物体的及非精神性的复杂关系网络，转变成有生命的创新过程。
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罗兰·巴特把卡缪的作品说成为“白色的写作”，并说： “这也就是一种写作情热的最后残余，它一步步地追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罗兰·巴特还批评卡缪的“白色写作”，称之为“‘缺席’的文风，文风的某种几乎是理想化的‘缺席”’。罗兰·巴特把这种“白色的写作”的语言表现形式比喻成法语动词时态的“复合过去时”，如同卡缪在他的小说《异乡人》所作的那样。继《异乡人：充满阳光的小说》之后，罗兰·巴特又在1955年发表了《“瘟疫”：一种流行病编年史还是独孤的小说？》。罗兰·巴特批评卡缪的《瘟疫》缺乏道德观念，忽视了社会的人的相互团结二巴特对于卡缪的批评，实际上同萨特在1952年对于卡缪的批评相类似。正因为这样，评论家庄·格林为此而责问罗兰·巴特是否像萨特那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在一篇题名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的文章中认为，质问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散发出某种类似“麦卡锡主义”的臭味。罗兰·巴特在这次争论中，把自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萨特主义者”。但是，罗兰·巴特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如同萨特和其他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用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心目中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的语言具有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日常语言的意义和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语言含有特定的密码，而这个密码一方面是同作者及其写作社会环境保持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同作者本身的特有文风密切相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学语言的特殊密码并不妨碍每位作者保持其特有的风格，更无碍于作者同广大读者之间的沟通。因此，文学语言既有特殊的密码，隐含着特殊的作者风格，又具有其作为文学语言所共有的普遍性，致使各种各样的文学语言，既能维持和表达其特殊风格，又能毫无阻碍地同广大读者沟通，显示出其文字和语言的“中性”。
文学语言的密码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加以分析？它的存在及其运作，意味着什么？是否它同文学本身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这正是罗兰·巴特所要深入考察的。他在萨特同卡缪论争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符号论、结构主义及诠释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刻地探讨了文学语言的译码规则及其灵活性。
卡缪的《异乡人》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文字风格，使罗兰·巴特感受到卡缪的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多层次意义结构及其混沌模糊精神的神秘结合力。他把这种在文字表达上所呈现的神秘语言力量，称为“试图超越其文学风格的符号结构、而达到某种‘中性’ （或‘白色’）书写的书写状态”。这就表明，罗兰·巴特已经发现文字书写与文学表达精神之间的矛盾，感受到文学借用文字符号结构表达的好处、难处及其曲折性，感受到文学精神同文字书写相互矛盾所隐含的复杂社会文化脉络及其复杂背景。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长期分析考察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文学评论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反思解构活动。在文学评论过程中，评论家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分析文学作品的书写符号结构及其所要表达的直接意叉，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文学书写符号结构，洞察出原作者所要表达、而又难于或甚至无法表达的那些意义，其中主要是无法经由文字符号表达的内容和意涵。
由此可见，对于文学家来说，文学书写具有悖论性的意义。文学家当然不得不使用语言符号结构和特定的书写方式，去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正因为这样，每个作者都要设法通过其文学语言的特殊符号结构，发挥一般语言表达其意义的特点，尽量使其文学语言采取某种“中立”的性质。
罗兰·巴特认为，所谓创作的问题，指的是每个作者都要依据其生活环境及其创作意图创造出符合其本身特征的文学语言及风格。这当然是指作者必须有意识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特色，以其本人所创造的文学情节和人物特征，选择最优美和含蓄的语言文字，使其创作不成为一般语言文字的堆积物。然而，这种文学语言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作者本人所无法觉察和无法掌握的语言表达技巧。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作者本人有意识的创作，而是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又由于作者本人特殊的经验历程，使作者会不知不觉地造就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特殊文风。这种带有一定神秘程度的文风，用罗兰·巴特的学生菲利普·索莱尔的话来说，是“在时间的看不见的隧道中游离的旅行者“ isj。因为文风是文字创作中自然造就出来的，不是作者本人生硬地拼凑建构的。
作者固然要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文风，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自身文风同一般语言运用之间的差距，尽可能使特殊的文风不成为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怪体。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要考虑使自己的保有特定距离的文学语言，书写成人们可以接受的中性语言。这是非常困难的文字创作问题。但是，正如罗兰·巴特以及早在他以前的马拉美、乔治·巴岱和拉康等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一样，语言符号结构和特定的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不但不能指望它们完全精确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在许多时候，它们甚至还反过来破坏、扼杀或歪曲原本试图表达的意义。罗兰·巴特反复分析这一悖论性，特别是探讨了其中存在于文字符号、文学书写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因素。他认为， “文学确实包含一定的难于克服的困难，文学不得不通过一种并不自由的文字来表达自身的意义”。所以，在罗兰·巴特看来，“作家是在其‘如何写作’ (comm 《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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