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的伟大变革对邓小平政府改革理论的再认识
府与企业的关系，报告指出，“今后各级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企业。”“少数由国家赋予直接经济责任的政府经济部门，也必须按照简政放权的精神，正确处理同所属企业的关系，以增强企业和基层自主经营的活力，避免由于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3](P573)十三大的改革思路比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了新的进步，其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中提升出来，给它以与计划经济相平等的地位，并初步认识到“政府、企业和市场”这三者的有机联系，努力将三者结合起来。这距离正确理解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并非一帆风顺，其道路是相当曲折的。在破除单一的计划体制，向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的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改革遇到了种种不尽人意的情况，其表现是：
（一）在实行渐进式的“双轨制”体制过程中，由于一些人思想不够解放，迈不开步子，丢不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在旧新体制同时运作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去维护旧体制，使旧体制难以弱化或者消亡，而新体制又难以破土而出，从弱到强。由于旧体制的巨大顽固性，新体制的不成熟性，新旧体制在力量对比上，旧体制强于新体制，使二者的矛盾和抗衡异常激烈，致使反映新体制的宏观调控机制无法及时健全和完善起来，造成宏观经济严重失控、投资过热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发展迅速，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不得不采取代价昂贵的“急刹车”，强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整顿。
（二）由于行政改革的着力点不在转变职能上，而是在大幅度地简政放权上，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严重不协调，中央权力相对削弱，中央权威受到威胁，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行政权力急剧膨胀。在机构改革上的反映就是一边精简调整原来的机构，一边大幅度增加非常设机构，该转移的职能转移不出去，该转变的职能转变不过来。1988年到1992年，国务院行政机构由72个猛增到171个，其中有85个非常设机构。全国行政人员超编60万，其中有50万超在地、市、县、乡四级。特别是强化行政手段带来行政权力的扩张，造成行政行为严重失控，行政管理费开支超速增长。据统计，1980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为66.8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5.5%。到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机构改革期间，行政管理费开支进一步增加到764.6亿元，占国家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3.2%。财政收入平均年递增13.99%，财政支出则递增14.24%，行政管理费支出则递增24.13%，即行政管理费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0.14%，超过财政支出增长速度9.9%。[4]行政管理费的超速增长是我国财政赤字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说明，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侵吞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部分经济成果。
（三）两次机构改革分离出去的人员没有同政府脱钩，建立了许多“翻牌公司”。这些“翻牌公司”一脚踏着市场的船，一手掏着政府的口袋，使政府行为由“体内循环”扩大到了“体外循环”，以“翻牌公司”为主体的各种官商、官工、官农，由于同政府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享有种种经济特权，形成对某些市场的垄断，打乱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扰乱了市场秩序，扭曲了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同时滋养了政府的寻租行为，侵蚀掉了行政改革的成果。正如邓小平所尖锐指出的：“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2](P160)
（四）在长期实行计划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社会化服务“官办化”的弊病，使本来可以通过社会服务体系来承担的一部分经济与社会职能完全压在了政府肩上。由于受传统商品经济观念的影响，对现代市场经济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一时期虽然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步履维艰。人们对一般的商品交易能够理解和接受，而对于高知识含量的社会化有偿服务的无形商品交易则往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这就阻碍了从事社会化服务的商品市场的发育。另外，金融和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都尚待进一步开发、调整和健全。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不成熟使得过去由政府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与社会化服务职能的转移渠道不畅通，不得不继续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办社会”的格局，继续保留执行旧职能的旧机构。
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十三大虽然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市场体制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并没有抓住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应当建立政府与市场双重调节机制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市场经济的不发展、不完善严重制约和影响了行政改革的效果。
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具有趋利避害的特点，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当介入和宏观调控，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浪费、重复建设、基础产业薄弱、公共事业缺乏保障、分配不公、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而政府行政权力也具有极强的掠夺性和扩张性，如果不加以限制，不加强监督，就会恶性膨胀，出现腐败等种种侵吞社会权利的现象。
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它必须是法制的经济，民主的经济，公平竞争的经济，能够促使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经济。而在一个长期处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政府的引导和监控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造成了一方面要运用并加强行政权力，引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和监督行政权力，使之不至于恶性膨胀，侵吞社会权利；同时也造成了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导向和控制这样两对二律背反的矛盾，使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同时，建立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新经济体制，不能再搞那种单纯以政府为资源配置主体，由政府严格控制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直接干预企业，排挤市场的计划经济了。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也不能继续延用旧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高代价的宏观调控方式了，应当在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创新宏观调控手段，也就是要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反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的关键。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艰巨的攻坚阶段。在新旧体制处于胶着状态的艰难境况下，一些人动摇了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心，认为改革的失误在于引进了市场机制，希望恢复计划体制的管理方式。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一再指出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邓小平这些谈话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再次指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更重要的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不认识市场经济，不了解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妄加批判，盲目恐惧的人的思想实质，他们“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邓小平坚持以生产力发展与否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从1989年正式提出后经历了12个年头，终于在反复的实践中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可。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他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十四大报告一定要把这个谈话精神贯穿全篇。199 《“三位一体”的伟大变革对邓小平政府改革理论的再认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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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并非一帆风顺，其道路是相当曲折的。在破除单一的计划体制，向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的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改革遇到了种种不尽人意的情况，其表现是：
（一）在实行渐进式的“双轨制”体制过程中，由于一些人思想不够解放，迈不开步子，丢不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在旧新体制同时运作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去维护旧体制，使旧体制难以弱化或者消亡，而新体制又难以破土而出，从弱到强。由于旧体制的巨大顽固性，新体制的不成熟性，新旧体制在力量对比上，旧体制强于新体制，使二者的矛盾和抗衡异常激烈，致使反映新体制的宏观调控机制无法及时健全和完善起来，造成宏观经济严重失控、投资过热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发展迅速，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不得不采取代价昂贵的“急刹车”，强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整顿。
（二）由于行政改革的着力点不在转变职能上，而是在大幅度地简政放权上，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严重不协调，中央权力相对削弱，中央权威受到威胁，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行政权力急剧膨胀。在机构改革上的反映就是一边精简调整原来的机构，一边大幅度增加非常设机构，该转移的职能转移不出去，该转变的职能转变不过来。1988年到1992年，国务院行政机构由72个猛增到171个，其中有85个非常设机构。全国行政人员超编60万，其中有50万超在地、市、县、乡四级。特别是强化行政手段带来行政权力的扩张，造成行政行为严重失控，行政管理费开支超速增长。据统计，1980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为66.8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5.5%。到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机构改革期间，行政管理费开支进一步增加到764.6亿元，占国家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3.2%。财政收入平均年递增13.99%，财政支出则递增14.24%，行政管理费支出则递增24.13%，即行政管理费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0.14%，超过财政支出增长速度9.9%。[4]行政管理费的超速增长是我国财政赤字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说明，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侵吞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部分经济成果。
（三）两次机构改革分离出去的人员没有同政府脱钩，建立了许多“翻牌公司”。这些“翻牌公司”一脚踏着市场的船，一手掏着政府的口袋，使政府行为由“体内循环”扩大到了“体外循环”，以“翻牌公司”为主体的各种官商、官工、官农，由于同政府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享有种种经济特权，形成对某些市场的垄断，打乱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扰乱了市场秩序，扭曲了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同时滋养了政府的寻租行为，侵蚀掉了行政改革的成果。正如邓小平所尖锐指出的：“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2](P160)
（四）在长期实行计划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社会化服务“官办化”的弊病，使本来可以通过社会服务体系来承担的一部分经济与社会职能完全压在了政府肩上。由于受传统商品经济观念的影响，对现代市场经济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一时期虽然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步履维艰。人们对一般的商品交易能够理解和接受，而对于高知识含量的社会化有偿服务的无形商品交易则往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这就阻碍了从事社会化服务的商品市场的发育。另外，金融和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都尚待进一步开发、调整和健全。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不成熟使得过去由政府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与社会化服务职能的转移渠道不畅通，不得不继续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办社会”的格局，继续保留执行旧职能的旧机构。
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十三大虽然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市场体制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并没有抓住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应当建立政府与市场双重调节机制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市场经济的不发展、不完善严重制约和影响了行政改革的效果。
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具有趋利避害的特点，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当介入和宏观调控，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浪费、重复建设、基础产业薄弱、公共事业缺乏保障、分配不公、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而政府行政权力也具有极强的掠夺性和扩张性，如果不加以限制，不加强监督，就会恶性膨胀，出现腐败等种种侵吞社会权利的现象。
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它必须是法制的经济，民主的经济，公平竞争的经济，能够促使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经济。而在一个长期处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政府的引导和监控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造成了一方面要运用并加强行政权力，引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和监督行政权力，使之不至于恶性膨胀，侵吞社会权利；同时也造成了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导向和控制这样两对二律背反的矛盾，使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同时，建立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新经济体制，不能再搞那种单纯以政府为资源配置主体，由政府严格控制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直接干预企业，排挤市场的计划经济了。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也不能继续延用旧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高代价的宏观调控方式了，应当在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创新宏观调控手段，也就是要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反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的关键。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艰巨的攻坚阶段。在新旧体制处于胶着状态的艰难境况下，一些人动摇了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心，认为改革的失误在于引进了市场机制，希望恢复计划体制的管理方式。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一再指出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邓小平这些谈话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再次指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更重要的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不认识市场经济，不了解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妄加批判，盲目恐惧的人的思想实质，他们“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邓小平坚持以生产力发展与否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从1989年正式提出后经历了12个年头，终于在反复的实践中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可。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他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十四大报告一定要把这个谈话精神贯穿全篇。199 《“三位一体”的伟大变革对邓小平政府改革理论的再认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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