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综合负债”

析以下问题。
    （一）经济整体金融风险的大小（国际比较）
    一国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取决于很多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因素。一个经济指标再“综合”，也不能绝对准确地判断一国经济是否面临陷入危机的风险。但是，较为“综合的”指标总比较为单一、片面的指标要好。利用这种指标进行的横向比较，也更能说明问题。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银行坏债较大，而政府负债与外债相对较小。因此，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问题较大，？quot；国家综合负债率“总的说来相对较低，1997年底只有47％，1998年也不超过50％。如果只计算中国的短期外债，这一指标就更低，只有37％左右。而其他亚洲各国的这一比率在1997年底都比中国高许多（见表1）。欧洲货币联盟要求各成员国达到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标准为60％；美国的同一指标也长期高达70％（请注意发达国家银行坏债较少，而且由于政府不干预银行信贷活动，出了坏债政府的责任也较小，因此我们只计算政府负债）。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银行系统坏债问题如此严重，问题比别的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可能更大，但仍能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还能增长，近期内也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威胁。那种仅仅根据中国银行系统坏债较多就预言中国不久也将陷入经济危机的简单推断，之所以不正确，就是没有综合地分析一个经济的整体经济负担。而当人们之所以没能及时地预测出东南亚一些国家会陷入经济危机，也是只看到了一部分债务指标，而缺乏综合的观点。比如若只看政府债务，韩国和泰国当时情况似乎都不错。但若将非政府部门的银行坏债和短期外债都加到一起进行分析，结论就会大不一样了。

    （二）宏观政策选择
    对一国”国家综合负债“的债务结构分析，有利于我们宏观政策的选择。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率下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这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中，哪种更为合适、有利？给定其他种种因素，从”综合债务“的结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银行负债较大、政府负债较小的状况下，最大的风险来自银行坏债，因此，当前较为合适的政策组合是：保持较紧的信贷政策而较多地利用财政扩张政策，从而一方面继续保持银行改革、企业改革的压力，力求降低银行坏债的比重，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的增长。
    由于我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较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相对更低，利率仍低于经济增长率（关于这个关系见后面的分析），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增加一些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不可避免地会？quot；国家综合负债率”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有所加大，但在假定经济体制问题不继续恶化（而是加大改革力度，包括控制银行坏债和清理对外不良债务）的前提下，这种政策不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不会发生“债务爆炸”。也就是说，目前对于我国来说，还有一定的“发债余地”。
    从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的关系的角度看，如果我们能通过改革控制银行坏债的增长，我们的宏观政策就有更大的操作余地，就能更多地借债（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来支持经济的增长。

    四、通货膨胀与“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对于化解银行债务和政府债务问题有利（相反，通货紧缩对于化解债务问题不利），因为它可以使债务相对贬值，使我们的“国家综合负债率”因分母的增大而缩小（通货膨胀也可以视为一种隐含的税收或“财政盈余”）。但是，通货膨胀也会从另一个方面增大金融风险：
    第一，在固定汇率条件下，通货膨胀导致币值高估，引起金融市场波动，就象一些东南亚国家前两年发生的那样。
    第二，在已经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就很难再用增发货币、增发债务的办法来应付金融体系中的困难，化解债务过高的问题，更不用说通货膨胀本身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为了将通货膨胀的不利方面也考虑进来，我们在前面“国家综合负债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构造了以下的“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利用这一指数进行分析，当前的“通货紧缩”一方面是不利的因素，因为它使已经存在的债务相对升值（因为它导致分母“名义GDP”缩小），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有其正面的影响，因为它使政府增发债务、增发货币的余地加大。事实上这相当于是在说：通货紧缩的形势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而且这时增发一些债务引起金融风险扩大的程度相对较小。按此公式计算的中国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1998年底为47.95％，低于国家综合负债率50.53％，就表明了这一点（见表2）。

    以上这个“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可以说涵盖了有关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因素。既有前些年人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最为重视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又有最近两年因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使人们逐步加以重视的“私人部门债务”（银行坏债和外债）。通过对这个指数的观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及时地对整个经济的宏观金融风险加以控制。当然，必须认识到，任何“指数”都只具有“指数”的意义，只是现实情况中一些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而不是全部反映，不可能完全和准确地表明现实中的一切关系、一切趋势。利用一些指数，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分析现实，但任何指数都不可能代替更加全面的经济分析。
    以上

的分析表明了中国还有一定的“发债余地”，以便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明确的是，短期内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因此需要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扩张性政策就短期来看对控制金融风险有利；但是，从长期来看，任何宏观政策都不能替代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金融风险。只不过这是不同层面上的关系，我们不在一篇文章中一起论述罢了。

    五、银行坏债如何消除：重要的问题仅在于控制增量而不在于清理存量

    以上的分析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从动态的角度看，与各种债务相联系的金融风险以及这种金融风险发展、演变的情况，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的）利息率、坏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为了较为方便地分析问题，也更为深入地讨论对中国经济来说目前最为“头痛”的问题即银行坏债，我们就集中地以银行坏债的清理问题为例来对动态过程中的债务金融风险问题加以讨论。我们不妨假定一切对国企的补贴都是通过银行坏债实现的，假定国家综合负债只包含银行坏债，则前面分析的一切问题都必须通过解决银行坏债来加以解决。
    以D代表“银行坏债”；以gd代表坏债的每年的增长幅度，它近似地是坏债本金的增长率与债务利息率的和；g代表名义GDP的增长率，它近似地是GDP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和；以B代表“坏债／GDP比率”，t代表时间（年头），0代表初始年份，则我们有以下关系式：

    在动态过程中，当gd＜g我们有

    上述关系式表明，给定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只要使坏债的增长率得到控制，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