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综合负债”

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债务／资产比高达80％以上，相应地，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越来越大，国有银行也进入了亏损的阶段。正因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改革与增长前景的怀疑不断加重：中国的银行坏债问题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东南亚各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会不会不久也会陷入危机？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似乎成了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认为，银行坏债问题已经存在好多年了，中国经济仍在增长，近期内似乎也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的危险。与此同时，从1998年起，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发行政府债券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这种增加政府债务的作法，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金融风险的疑虑。
    本文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试图系统地回答以上的各种问题，对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进行综合的分析。与此相关，本文也将对“坏债”的清理问题进行一些理论的分析，试图清理一下这方面的模糊认识。

    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债务

    中国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计。为了最大程度地估计风险，避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采用目前见到的各种估计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即估计不良资产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
    国有企业负债严重，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等，我们这里暂不详细分析）。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要有政府批准），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
    2．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发生亏损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经营不善，也可以是社会负担（如国家抽走了各种本应留下的劳保基金等等），也可以是上级决策失误（有些企业根本就不该建），但只要发生了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说，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搞国有企业而没有国家财政为其注资和补贴，其结果必然是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这是“国有经济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而将国企坏债和政府负债一起都算作“国家负债”。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国有经济而政府负债却特别的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8％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坏债比重特别的高。
    这里要明确的是，只有银行“坏债”才构成“国家负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坏债”才构成社会和政府负担，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只要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负债”的组成部分。
    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即使假定不存在国有经济，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之间发生的“坏债”，也具有“外部效应”或“公共性质”，因为由银行坏债引起的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也要由政府出面，运用公共资源（“纳税人的钱”）加以处理。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如80年代的美国，当前的日本、韩国等），都表明了这一道理。无论如何，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都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其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
    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的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若政府债务率也高，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负债较低，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稳定经济。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

    二、外债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外债”。中国政府所借外债并不多，不构成问题，在讨论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尽管许多外债是私人部门借的商业贷款，但到头来也都变成国家负债，也要由国家或全体国民来承担其后果。对我国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一点。因为我国的外债，即使不是政府借的，至少也是国有企业、国有金融公司借的，出了问题都要政府负责，都要全体国民承担。因此，从国家金融、债务状况的角度分析问题，我们不妨将我国的“全部外债”也都视为政府债务或国家债务来加以计算，以最大限度地估计金融风险。这种债务目前约占我国GDP的14％左右。
    当然，更加细致的分析方法是只算“短期外债”，因为就近期风险而言，主要是短期债务起作用，引发支付危机。如果这样算，我国面临的风险似乎就更小一些，因为短期外债占GDP的比重目前只有1.5％左右。即使再多算一些地方上没有登记的短期外债（如“广信”事件所揭示的那样），最多也不超过3％，以此衡量的金融风险就会更低一些。
    对于资本市场已开放的经济来说，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还要计算那些流动性较强、能够很快撤出市场的外国“证券投资”。不过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在本文中不予讨论。这一点请充分注意。本文提出的“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只对我们这样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来说，是较为“综合”、较为“全面”的，对于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经济，则还要加进更多、更复杂的因素。我们后面所作的国际比较，也只是比较与我国有可比性的方面，而不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三、“国家综合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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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以上三项，即政府债务、银行坏债和全部外债，可以说涵盖了一个经济中已经发生的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国民债务，其他一些潜在的、隐含的政府欠债，要么可以归结为以上三项中的一项（比如政府欠国企职工的“养老基金”债务，现在实际上正以企业坏债的形式发生着），要么在经济中有着其他一些对应物（比如政府对职工的“住房基金”欠帐，可以由住房私有化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加以偿还）。
    将以上三项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国家综合负债率”的概念，它在数量上可以由以下的公式来表达：

    这可以说是衡量一国金融状况的一个综合指数，它包含了在资本帐户尚未开放的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的可能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不利因素。
    利用这一综合指数，我们可以分